对于“联俄容共”期间我党和国民党的一些纠葛，有些同志完全颠倒了事情的因果。首先，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也就是“整理党务案”只是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部长，但是并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也不阻止我党党员担任国民政府的任何级别的官职。当时我党还能掌握部分军队，也拥有部分政权，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本党的高级职务禁止其他党的党员担任，这是政治常理，有什么值得诧异甚至指责的呢？
其次，在蒋军进入上海之前，周恩来已经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掌握了民间武装，当时赵世炎同志也开始策划攻击蒋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而重演“十月革命”。但是蒋介石因为我党发动的第一次南昌暴动和南京事件而忽然醒悟，比我党快一步去抢夺上海的民间武装，在这次突击中白崇禧的部队和青帮分子共杀害了一百二十名反抗的工人纠察队成员（其中大部分不是我党党员），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蒋帮的“四·一二”其实没有获得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完全授权，因此我党在武汉还是掌握着控制权，至于汪精卫为何“七·一五”和平分共，这里就不再啰嗦，大家看看当事人汪精卫和陈独秀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我红军和蒋军究竟有多少参战兵员。因为战局瞬息万变，国民党当局也看不到我军的档案，因此做战史的时候也只能靠当时现场指挥员的估计，所以和我党战史的数据差距极大。战史研究都是靠比对才能出真相。我党的战史，将国民党所有在苏区附近的正规军，保安部队，民团都算进去了，而将红军只计算了中央直属部队，自然就得出蒋军百万对我军十万。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史也是一个思路，将我红军所有的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都计算进去，而蒋军只计算了中央直属攻击部队，自然就得出红军五十万对蒋军十万。
根据我的估计，当时1934年9月，在中央苏区核心战斗地带，敌我双方的战斗兵力大概是红军三十万对阵蒋军十万。但只是估计。这个红军三十万，也有资料说二十万的。可能二十万是个最低下限。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蒋军的确号称五十万人，其实真正用于作战的仅仅是由顾祝同担任总司令、蒋鼎文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总兵力三十三个师，而其中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是由陈诚担任总指挥、薛岳担任副总指挥的第三路军麾下的三个纵队，共十四个师，兵力八万人多一点，这就是国民党战史说“剿匪”蒋军只有十万人的第一依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于1934年初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将自己的亲信蒋鼎文调到了东路军担任总司令，但这些军队和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何健为总司令的西路军一样，只有包围任务，没有进攻任务。因此，蒋军主力“围剿”战斗部队还就是陈诚手下那八、九万人。
而我们中央苏区，当时主力部队十多万人，后备民兵二十万人，总兵力足足有三十多万人。试想一下，红军在十月中旬开始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还有十二万兵力，离开苏区的时候留下给了项英、陈毅同志大概两万人做敌后游击，带了十万人开拔。但没走多久，就有一万新兵擅自开小差逃走了，因此到了十一月底的湘江战役前夕，我中央红军只剩下九万人。那场战役以后，红军就只有三万兵员了。
蒋军在“剿匪”时还有个军事优势，就是空军的支援。当时蒋帮用于作战的轰炸机总数大概不超过三十架。1934年的蒋帮空军的确有八个中队，按照编制序列，大概总数有一百五十架，其中大部分是教练机和轻型侦察机，还有一些驱逐机和攻击机，说有三十架轰炸机已经是全国总量，针对中央红军参战的，肯定还没有三十架。具体数字我也不知道。
再说一下蒋军中的外国军事顾问团的问题。首先，蒋帮聘用的德国顾问隶属于德国国防军，不属于纳粹或党卫军序列；其次，蒋帮不仅聘用德国顾问，还聘用了美国、意大利军官参加蒋军的军事顾问团；第三，这些外国军事顾问团并不负责具体的战略制定和战术指挥，仅仅是在蒋帮庐山军官训练团对蒋军军官进行技术战术训练。国民党和我党使用军事顾问的方式很大不同，蒋帮把顾问当做客卿幕僚，军事顾问最多负责军事训练和参谋作业，而我党将军事顾问看做是苏联党和第三国际的最高指示，军事顾问就是太上皇，就是最后的战略做决定者和战术下决心者。
很多同志将考察我党军事顾问的方式来考察蒋帮的军事顾问，注定是要犯错误的。在军事上，蒋军的最后战略决定者当然是蒋介石。而我党就有很大不同，在中央苏区时期，下战略决定者是苏联党和苏联派来的国际顾问，在长征时期由于和苏联失去联系，也由于李德同志失去了其他苏联派来的我党领袖的信任，于是临时罢黜，将周恩来推举为军事决策人。等到我党长征到陕北和苏联恢复联系以后，苏联党重新成为我党重要军事战略和战术行动的最高策划者和最终决定者，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
我还发现，很多同志看历史问题的视角还是不完善。苏联和我党的军援关系，不是送给，而是分配，一词之差，谬以千里，这证明某些同志还完全没有明白我党是苏联党的一个支部，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苏联发动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效部分。上级单位给下级单位的军用战备物资，那怎么能叫赠予呢，准确来说是分配，中性一点是提供。中国就是日本和苏联两个国家地缘政治的角力战场，不是亲苏，就是亲日，蒋介石要搞什么民族主义，搞什么国家独立，什么都不亲，被人民推翻逃到那个小岛上去，也符合世界历史趋势。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先行者，而蒋介石的那一套完全是虚伪腐朽的美式民主，他还煞有介事地搞什么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你看，解放区不选举还是安定繁荣，国统区一选举就土崩瓦解，这证明，资产阶级宪政没有生命力，只有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属于中国的道路。这个国民党，大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且还没有搞好，弄得内乱频仍，战火四起，所以就是个反动派，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中国！
首先，我们说兵力。抗战结束后我党的兵员总数是近三百万人，而国民党蒋帮兵员总数是五百万人，按绝对数字比较，当然是蒋匪军占多数，但是我军精锐部队是一百万人，而蒋军经过八年血战，攒下的那些老本已经荡然无存，勉强将印缅战场的那些美制新军算作精锐吧，也只有区区几万人，打仗主要靠老兵，因此这一点来讲，我军是大大胜出。然后又有个消长过程。蒋帮为了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战后立即开始复员，兵力总数下降至四百万人，其中野战部队只有两百万不到，而我军却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收编了东北，苏鲁的一百万伪军老兵，这就是说，在主力兵员方面，我军在全面内战开始时已经优胜，在军人素质方面更是略胜一筹。我军还有七万人的原日军技术人员参战，还有苏联专家参与军训和后勤，这也是一支重要的国际革命支援力量。
其次，按照装备来讲，我军因为得到苏联分配给我党的美制、日制军援，还有大连苏占区和朝鲜人民的弹药提供，从内战一开始，就装备而言是远胜于蒋匪军的，何况这个杜鲁门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三大战役结束，一颗子弹都没有提供给蒋帮，因此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才会越打越顺，摧枯拉朽。否则，还是那么几个领袖，还是那么几个脑袋，为什么三十年代打了十年，最后我军只能靠长征保存实力，而四十年代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了呢？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听到过全面内战中，两军交战到最后，国民党的军队都调转枪头这个说法。国民党在内战末期的确有大批高级将领投降，那是我党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结果，和国民党普通指战员的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和什么民心问题也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上面军官不投降，一般蒋匪军都会死拼到底，否则淮海战役也不会打得如此艰苦了嘛。人家蒋匪军中的那些高级军官的确是傍大，但傍的原因可不是民心都在我党，而是苏联支持我党。这种傍大的习惯在国民党地方军阀中屡见不鲜，比如张学良、冯玉祥亲苏，阎锡山、李宗仁亲日，这些都是军阀的故智。你看蒋帮的嫡系黄埔军，除了个陈明仁，有谁主动投降我人民解放军的？
我们在苏联老大哥的全力支援下夺取全国，也有很多委屈的，主席1955年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东北和新疆作为殖民地换来的，是我们割让蒙古换来的，主席也落泪的了。而这个蒋介石却没有听从美帝的胁迫，坚持不搞台湾独立，不搞两个中国，虽然是个反动派，骨头还是很硬的，这一点毛主席也多次在内部省军级会议上讲过。毛主席在建国初期的外交方针就是三句话，一边倒、重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首先执行亲苏，联苏的外交政策，其次是否认蒋帮和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再次是今后外交政策的原则不再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利益，而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第一嘛。在这个前提下，毛主席完全不可能执行国民党反动派和苏联签订的任何旧约，但是必须本着苏联的利益和苏联及其盟邦签订新约。因此，外蒙是不得不割让给苏联的，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呢？
苏联侵华，这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的说辞，站在我党立场，那就是苏联世界革命在中国的推进。在国共内战中，斯大林同志很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派遣大规模的苏军进入中国，最多有一些顾问和教官，还有文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但从事实上不能构成武装侵略的证据。这一点，斯大林是防着授人以柄，给美国以干涉的口舌的。但是，有一点必须知道的是，我党本来就是苏联党的支部，苏联在我党内部的势力盘根错节，公开的、秘密的组织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即使毛主席有独立自主的想法，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至少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是这样，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蒋介石指控苏联通过其代理人侵华，也没错。
从毛主席的政治履历来看，他对于组织原则从来非常漠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是对于斯大林同志个人，似乎非常服从，目前的党史资料还不足以说明，毛主席服从斯大林的这种意愿、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斯大林几乎一开始就很欣赏毛主席的才干和能力，而毛主席似乎也从未违背过斯大林的任何指示。因此斯大林同志死后，毛主席就和苏联党渐行渐远了，直到1958年“八·二三”炮战赫鲁晓夫不愿意支持我党解放金门，毛主席又是气愤，又是鄙视，觉得苏联已经没有资格做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于是最终闹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