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米塞斯：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July 6, 2008 – 20:35 本文点击量：256 pv
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米塞斯/文彭定鼎/译
I 思想与行为
早期的历史学家几乎仅仅记述王公和武士的事迹和功勋。他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中缓慢发挥作用的变化很少或者根本不给予关注。他们对于学说、教义和心态的变化不屑一顾。即便是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件也很少被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提及。
大约一百多年前，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出现了。文化历史学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风俗习惯的变革。这些研究必然导致人们发现主宰人们行为的观念的主导作用。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主宰他们的思想的理论、学说、信念和心态的结果。人类历史中除了精神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切实的。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主宰人类精神的思想体系的变迁。习惯和制度是精神的产物。
作为动物，人必须适应地球上他生活的那个部分的自然条件。但是他的适应是用脑子进行的。历史的地缘学说未能认识到这个决定性的论点。环境只有通过人类精神的媒介才起作用。在白人定居者发展出现代美国文明的土地上，印第安土著民甚至未能发明轮子和马车。滑雪是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脉自然条件下十分有用的交通手段。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明了滑雪，而阿尔卑斯居民没有。几百年来——不，几千年来——这些农民在漫长的冬季里被封锁在山间家中，俯视峡谷里村庄、仰视其它农民的住宅望洋兴叹。但是串门的愿望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发明精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城镇居民给山区引进滑雪作为户外运动时，当地人对于他们眼中的这种滑稽玩具不屑一顾。很久以后他们才明白这些“玩具”是多么有用。
19世纪社会学家提出的一般环境论不比这个自然环境论更有用。每个人都受到他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环境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和状况本身就是住在以前几代人的行为的学说的产物。它们本身需要说明，它们不能用来代替说明。泰因（Taine）用艺术家和诗人所处的环境论述艺术史是正确的。但是广义历史学就需要更加深入；它不可把环境状况默认为无法进一步说明的资料。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精神受到人们生活其中的条件的影响。我们说必须把人类思想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源泉时，我们并不想说精神是某种舍此无它的不可分割的或者某种终极的东西事物，也不想说精神不受物质宇宙的限制。我们不论述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只需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的知识状况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人如何对外部事物做出反应。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队同样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一些人崇拜偶像而另一些人宁死不拜偶像？为什么亨利四世改变了其信仰以获得对法国的统治，而他的后代香波王亨利（Henry of Chambord）拒绝与革命……人妥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他就会丧失王权？除了诉诸控制人的行为的观念外，人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对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解读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是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决定精神的一个要素。如果试图用人类观念的产物说明思想就陷入死循环。人们必须适应生活其中的世界地自然状况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支持马克思的幼稚粗俗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这种适应是由思想产生的。为什么非洲的黑人没有发现对付威胁其生命和健康的病菌的方法，而为什么欧洲的学者发现了战胜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法？没有唯物主义能够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
II 各种学说的社会作用
科学不能对一切事物做出完全的说明。每个知识分支都要停留于一些——至少目前，或许永远——被视为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给定事实上。这些终极事实是赋予我们的经验的，它们无法被追溯到其它事实或者原因，它们是不可说明的。我们用“电”或者“生活”这样的名字称呼它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电或者生活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水和雷电是什么。
个体性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终极给定。每个历史学的研究都迟早到达除了归因于个体性就无法说明事实的地步。
我们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是他的过去的产物。出生时他就以其内生禀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他的所有祖先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的积淀。我们称之为生物遗传或者种族特性。在人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地受到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说明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他的思想。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笛卡尔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卡篷（Al Capone）成了匪徒。我们的最后一个词是：个体性。个体性是无法说明的。（Individum est ineffabile.）
在论述学说的起源、发展、逻辑蕴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声称它们是终极事实。学说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定其历史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们逃脱因果定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人如何创造或者生成观念和精神一无所知。只有在这个情形中我们能够称学说为终极事实。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些学说的运用有利于人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些是有害的。一些学说构建了社会合作而另一些破坏性的观念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相信破坏性学说必然由于其后果有害而丧失声誉。理智具有生物功能；它是人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适应中最有力的武器。但是相信人们在生存斗争中永远能够成功是错误的。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在适应过程中失败了，于是消亡了。一些种族和国家灭亡了，一些社会和文明解体了。大自然并没有禁止人们设想错误的观念构造有害的学说。一个学说被构造出来并且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并不能证明它不是破坏性的。一个学说可能是现代的、时髦的、普遍为人接受的但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和生存有害的。
我们必须研究学说的历史，因为只有它们给了我们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线索。
III 经验和社会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领域，我们有机会应用实验方法。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隔离各种变化条件并观察其行动。每个陈述都能够被实验征实或者证伪。
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无法诉诸实验方法，不能做实验。每个经验都是关于一大批现象的经验。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其它因素等同条件下仅仅一个因素的作用。因此，经验永远无法挣命或者证伪关于社会问题的陈述和理论。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而没有采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没有人愿意认可这样的陈述：经验已经证明，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和经济的经验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事实必须用我们的理论阐释，它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明，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关于历史事实的意义的讨论很快就成为对先验理论的检验并且脱离经验审视这些事实。这些理论逻辑上在先，它们先于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掌握这些经验的意义。
这些理论和学说，不论正确与否，不论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生存，不仅指导人类行为，它们同时还是我们借以理解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精神工具。离开了我们的理论和学说我们就无法观察社会事实。同一组事件根据观察者看待的观点不同而展现不同的方面。
一些非常时髦的见解严重错误判断了这些客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信社会事实能够以物理学确立物理事实的方式得到确立。（我们不必考虑那些到最新的发现的意义，这些发现使我们知道物理学家也承认观察的结果根据观察者观察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现在从德布洛伊、海森堡和其它当代科学家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它们认为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观念的，社会经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是先于理论的。它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从事件之流（stream of events）中选择某些发生（happenings）并认为它们是确定的事实的行动必然是我们的理论认识—-或者如某些人喜欢说的，我们的学说的先入之见（doctrinal prejudices）—-决定的。我们为什么把美国的收支状况当作事实而不关注马里兰州或者波士顿市或者曼哈顿区的收支状况？我们在研究德国货币的问题时为什么考虑德国的收支状况呢？因为这么做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是由一个非常明确的（我必须说，也是错误的）货币理论决定的。
统计学家们如果相信他们研究的只是纯粹事实，那么他们是弄错了。当理论推理使统计学家假定在不同的数字序列中存在因果关系时，他就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关联。没有这些理论前提，他根本就不注意显然的关联，而当他掌握的理论提示这样的关联时，他很快就能证明这样的关联存在。杰文斯相信他成功地证明了经济危机和太阳黑子的关联。另一方面，从来没有统计学家把鹤的数量与出生率的关联当真。（西方传统幼儿故事里说新生婴儿是鹤送来的——汉译者注）
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历史是被纳入统一的结构的事件的连续流。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使我们无法通过一次认知把握事件整体。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分析它们，从隔离的小事情入手，慢慢过渡到研究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把一些变化从生活之流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当作事实，这个行动不是现实生活的功能。它是我们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域里不存在纯粹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感知为事实的事物永远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结果。一个超人的完善智慧物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二十世纪的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的方式就不同于柏拉图、圣托马斯或者笛卡尔。我们的事实不同于他们的事实，一百年以后的人们的事实又不同。
社会事实是现实世界中被人类理智掌握的一个片断。构成事实的不仅仅是现实，同样也需要观察者的精神。
孤立的数字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任何孤立的事实——例如：布鲁图斯杀了凯撒——也是一样。类似的关于孤立的事实的陈述也没有深化我们的洞察，因而不能替代理论和哲学。但是每个结合不同事实的尝试——通过建立关联或者其它方法——都是我们的理论和学说的产物。在不同的学说背景下，同样的事件会得到不同的意义。同样的经验、同样的事实被持有不同理论的人们以颇为不同的方式看待。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对于（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于自由思想者和天主教徒、对于纳粹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对于经济学家和电影制片人不是相同的。美国新政、法国沦陷、凡尔赛条约和所有其它历史事实也是一样。当然了，每个派别都坚信只有它的解释是正确的，所有其它见解都由于错误理论的偏见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学说间的斗争不能通过压制一切持异议者解决。一个使其自身的见解成为唯一合法见解的政……并且取缔一切其它见解的政……并没有改变其纲领的学说性质。即使一个学说被普遍接受、不受非议，它仍然是学说。即使没有人挑战它，它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为了增进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的知识，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类行动学和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历史。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必需专注于对观念和学说的发展的研究。一切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尝试的第一步都必须是对引导指引人们造成这些变迁的观念的变迁的研究。
IV 各种学说和政治问题
政客们必须处理的问题不是大自然和自然条件给出的问题，而是对学说的信念状况提出的。
在16和17世纪有一个宗教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观念：不同教派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国家和平共处。为了宗教的统一而发动的战争使人们血流成河、毁坏了鲜花盛开的国度、毁灭了文明。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各个派别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毫无猜忌地合作共处。问题被解决了，它随着关于政府的任务的学说的改变而消失了。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各个语言群体在同一国家内共存的问题。它在一百年前不是问题，现在在美国也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它是中欧和东欧的严重威胁。美国人仍然难以认识到它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熟悉使之成为问题的那些学说。
说这些引起纷争、战争和革命的巨大的政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因而轻视它们是不对的。它们和人类行为的其它问题一样真切。它们是主宰当前政治的观念和理论的完整结构的产物。它们实际地存在于由这些学说决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法子解决。它们可能有一天随着造成了它们的整个观念结构的逐渐消失而消逝。
我们必须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离开。人对生活的自然条件的适应是他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产物。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可能宣称自然科学并不能解决世界之谜、回答人生根本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自然科学成功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今天地球上生活着比几百年几千年前多得多的人口，而且文明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远远超过前辈的舒适，这就是科学的用处的证明。每个成功的外科手术都在驳斥着诡辩的牢骚客的无端怀疑。
但是科学研究及其在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应用只能够在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人们通过劳动分工合作的世界上——发生。社会合作是理性和精神的产物。它可以被认为是上帝的礼物，或者是个自然现象，只要我们认识到思考的能力是人的天生才能。人们通过巧妙运用其才华创造了技术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技术技能和社会合作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是精神的产物。
我们不必回避，有一些问题自然科学无法解决。只要实验室的实验方法行得通，自然科学能够获得可以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陈述。自然科学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前进。实验室中安排的实验得出期待的结果，机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转，这些证明了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无可怀疑的正确性。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并不享有实验方法的优越条件。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个事实，因为其中的巨大涵义五可估量，还因为它被当代认识论和经济学完全无视。促进或者破坏社会合作的理论只能通过纯粹推理被证明或者证伪。它们无法接受简单的实验的检验。
这一点完全地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说的对立是毫无希望解决的。拉瓦锡用更加令人满意的理论取代燃素说的时候，他首先遭遇到旧观点的支持者的顽固反对。但是随着实验室实验的结果和新理论在技术实践上的应用，反对很快就消失了。休谟、李嘉图和门格尔的伟大的经济学成就就得不到类似的实验支持。它们必须经受抽象推理的检验。
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里，新的想法能够以少量资源在有限的领域实践。于是，富尔顿（Fulton）和贝尔（Bell）这样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们大多数同时代人嘲笑的计划。但是社会变革只能通过须要多数人支持的措施实现。自由贸易论者仅仅靠几个朋友的支持无法实现自由贸易，和平无法通过热爱和平的一些人士的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实现。社会学说需要公共舆论的支持才能起作用。数以百万计的乘火车旅行收听收音机的人们对铁路建造和经营、收音机原理一无所知，而社会如果要令人满意地运转，这些人就必须理解更加困难得多的社会合作的问题。于是，智力平庸的大多数、不喜欢思考的群众、迟钝于理解新的复杂观念的人们掌握决定权。他们的学说信念，不论多么粗俗幼稚，决定了事件的进程。社会的状态不是少数优秀人才主张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广大群众认为是正确的那些学说的结果。
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学说的对立是由于集团利益的冲突。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人类合作事业将是毫无希望的。如果由于个体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相互对立或者由于社会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相抵触而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持久和平和人际友好合作就永远无法形成；那么以和平为前提的文明现状就无法维系，人类注定灭亡；那么认为战争是唯一正常、自然和良好的人类交往方式的纳粹就是正确的；那么不与对手辩论而是消灭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就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文明不过就是无耻的谎言而其成就，就像松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是魔鬼的创造。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学说的状态决定的。需要考察的是，一种从—-正确地理解的—-每个个体利益地立场看能够被认为满意的社会组织状态能否实现。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必然把今天的斗争视为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解体的序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至少能够设想另一种结果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导致了争端？
不管怎么说，争端是学说的后果。即使那些相信争端是真实的必然的利益对立地不可避免的后果的人们也不否认，为了指导人的行动，这些真实的对立必须用理智理解。只有知道利益所在、怎么做才能增进利益，人才能为自身利益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致认为，使阶级、国家和个体误解期真正利益并且信奉有害于自身福祉的学说的精神状态能够而且曾经深入人心。尽管他们一再重复说存在通过某个神秘的过程创造出适当的观念，他们却总是颂扬他们的伟人发现了这些观念，他们承认一些人的观念不适合于他们的存在，他们也相信灌输给人们适合于存在的学说需要宣传。由此可见，他们也承认引起争端的是学说而不是单纯的事态。
还有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人们由于内在品性或者环境而持有特定的世界观或者哲学。持有不同哲学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有分歧；他们的见解永远无法调和，永远达不成一致。真相并非如此。所有人，不论分裂他们的……派路线如何，在世界上都希望得到同样的事物。他们想保护自己的和亲人的生命不受侵害，他们想增进其物质福祉。他们相互争斗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达到不同的目的，而是相反，因为—-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的时候—-他们认为其它人可能得到的满足阻碍了他们自身的改善。一度有禁欲主义者，他们真诚地完全地弃绝一切世俗追求，满足于过水中之鱼的生活。我们不必关注他们，因为这些罕见的圣人当然与争取更多食物更多奢侈的奋斗无关。人们在社会学说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在世界观上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之处是获得更多财富更多享乐的方法。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一切政……都向其追随者许诺更好的尘世生活。它们要求其……员们付出牺牲的根据是，这些牺牲是获得更多财富所必需的手段。它们宣称这些牺牲仅仅是暂时的，作为投资将得到丰厚回报。学说的争端是关于方法而不是终极目的的讨论。
政治争端是主张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伤害或者暴力威胁它人的学说的结果。另一方面，和平只能由和平合作胜于相互争斗的信念获得。纳粹走上了征服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他们的幸福不可或缺的。美国五十个州的人民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和平合作比打仗更适合他们的目标。大约一百年之前，一个不同的学说占据了美国人的精神，导致了血腥的内战。
可见，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必然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的研究。人们在制定法律和宪法、组织政……和军队、签署和撕毁条约、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战争或者革命的时候所做的是运用这些学说。我们生活在为学说造就的世界上，而且我们的环境由于变化着的学说的运用而持续变化。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这些学说的作用决定的。我们播种，但是我们的辛勤劳作不仅仅取决于上帝；其它人的行为对于我们的收成同等重要，而这些行动是由学说主宰的。
V 学说的适用性
从先入信仰或者个人偏好的观点评判各种学说不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我们无权用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它人的观念。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以什么为至善不是科学的义务。
我们在论述学说时只能运用一个标准。我们要问它们的实际运用能否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必须从那些运用学说以达到某些确定的目标的人的立场考察学说的适用性。我们必须考察它们是否适用于它们致力的目标。
我们不相信还有人把“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的古老原则按字面理解。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实现正义，才能平安。他们不想用正义摧毁世界，而是相反，想捍卫世界不受破坏。但是如果有人以摧毁文明使人类倒退到尼安德特人（欧洲的原始人——译者注）的状态为其行动的终极目的，那么我们也就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学说。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和绝大多数同胞并不疯狂，我们并不企盼毁灭而是企盼文明的进步，而且我们愿意捍卫文明抵御敌人的进攻。
判断一个学说还有第二个立场。我们可以考察它是逻辑自洽的还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个评判只是次要的，而且必须服从上面提到的适用性标准。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是错误的，仅仅因为它的运用不会达到目的。
称这种判断学说的方法为实用主义是错误的。我们关注的不是真实性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学说，也就是行动的依据，而对于这些除了这些一句能否行得通之外再无其它标准。
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功利主义的同样也是错误的。功利主义拒绝不论其任何后果必须接受并遵循的它治（heteronomous，指外部强加的—汉译者注）道德律的一切标准。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一个行为是罪行是因为其结果危害了社会而不是因为一些人相信他们在灵魂中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称之为罪行。我们不谈论伦理学的问题。
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VI 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信念
任何研究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尝试都必须极大地考虑到人的智力差异的事实。在创造新的观念并构造复杂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和学者与根本无法掌握最简单的事情的笨拙的傻瓜之间存在许多层的差异。我们不知道智力的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不可能把它们说明为由环境、个人经历和教育的不同所造成而消解它们。毫无疑问它们的根源在于个体的内在差异。
只有少数精英有能力接受更加深奥的思想。大多数人面对更加深入的蕴涵或者有效推论的问题时根本就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掌握基本的算数命题之外的内容；数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试图使他们理解棘手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对于听到或者读到的一切都笨拙地简化和歪曲。他们篡改并错误表述命题和结论。他们把每个理论和学说都转化得适合他们的智力水平。
天主教义对于纽曼红衣主教（Cardinal Newman）和对于轻信的信众有不同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人们通常说的“人是猿的后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是广大群众以为的泛性论。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都有两个版本。一切学说都至少以两个不同的而且对立的形式被传授和接受。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学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对学说的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它对于流行的学说要给予对于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同样的关注。当然了，流行的学说偏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逻辑严密的审慎的理论。它们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但是由于社会学说的应用需要公众舆论对它们的认识，而且由于公众舆论必然采取学说的流行版本，对后者的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完整严格的学说的研究。对于历史来说，一句流行的口号有时候可能比学者们表述的观念传递更多的信息。有一些流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十分自相矛盾显然无可辩护，没有哪个严肃的思想家胆敢系统地表述它们。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信仰引发了行动，那么它就和任何其它运用于实践的学说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重要。历史学不可将其研究局限于正确的学说或者在学术著作中清晰表述的学说；它必须研究所有决定人类行动的学说。
[本文可能写于1949或者1950年，以前未发表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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