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简单，因为改革派要分毛派已经分完的蛋糕，因为毛派把中国大蛋糕分得干干净净，所以毛派这些老干部多半退休在家养老，其子女多是中共中层干部，当权派的改革方针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经常听他们说上访上京城告狱状，找后门，他们最想搞的是抓权，巩固自己的利益。
举个例子，天津拆迁直到拆到老城区拆到他们头上别的地方都拆完的时候，许多毛左才开始指责诉苦，替“人民”鸣不平，之前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可另一方面禁止实行舞权法，尤其反对保护所有公民的财产，这方面你随便下个99年的中流就能看到清楚的很，他们十年前反对反拆迁的文章正好可以套用到他们的头上
其实这些国民党元老建的房子都是国家一级历史文物，在国外都是圈起来禁止居住的，
价值往往上千万，都是白送给老干部住的。试问，有几个老干部在提倡毛时代平等的时候提出愿意无偿捐献自己这些搜刮来的国宝。
国企也是同一个道理，毛左希望恢复的是当初国企一责制 模仿前苏联实行“厂长说了算”因为这些厂长的分配的高额福利被改革派分了杯羹，以变卖国家资产为名出售，
所以才批评共产党的，这些只有身边人才知道。那些老干部亲戚对自己人说的是一套话，对外面人说的又是另一套话。我是在车上酒席上听那些人和我妈聊天才知道的
为何一心想回到毛时代仅仅是希望恢复极权制。他们的极权制。而绝口不提均贫富？这些人都是亿万富翁，其实他们既然说毛时代好在平等为何不把自己的家产捐出来。我看他们家里随便一块石头就2000千多万。一个字都是从美国几百万拍卖过来的，到处向人炫耀。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网络评论员培训工作指南与基本工作方法
网络评论员培训工作指南与基本工作方法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资料来源：中国江苏网Jschina.com.cn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资料来源：中国江苏网Jschina.com.cn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时代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灌水]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文章提交者：勇破卯眼档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时代没有介绍信出去，就是盲流，那是个盲流等同罪犯的时代
文章提交者：希格斯粒子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黑砖窑和夹边沟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
文章提交者：山不高也为峰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黑砖窑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南都》揪着不放，被小左称为是想抹黑中国。
如今已有定论，小左又跑出来想邀功。我靠。
文章提交者：七尺男儿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时代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文章提交者：yz2008zy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山西黑砖窑让大多数人明白：人治是没有前途的
文章提交者：65657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可能不知道: 毛时代的中国去黑砖窑打工都得托人说情. 无知的青少年或当年的既得利益者们如果不知道,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从73年到74年就托人介绍在这样的黑砖窑打工.
文章提交者：肥猫归来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爷爷世代被迫饿着肚子大搞革命修红旗渠之类的民工，待遇似乎也强不了多少。
文章提交者：65657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左的通病就是不敢面对当年的事实. 你们要是想知道当年的真实社会, 就老老实实听我们说自己的经历.
文章提交者：djhmf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时代,全体农民过的都是黑砖窑工的生活,不管刮风下雨,整日里披星戴月,没有节假日(文革前还有,文革中被移风易俗,革命化掉了),吃饱饭成了最大的愿望,下过乡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黑砖窑的出现象是人民公社的死灰复燃.楼主说得不错,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文章提交者：没戴表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猫在阳台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肥猫归来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据我所知毛爷爷时代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右派和反革命们，遭遇似乎不比黑煤窑的奴工强多少。
文章提交者：肥猫归来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爷爷世代被迫饿着肚子大搞革命修红旗渠之类的民工，待遇似乎也强不了多少。
===========================
坚决支持肥猫。毛泽东会让反对他的人生不如死，比黑砖窑窑主一点不逊色的。看看张志新吧
文章提交者：某个用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奇怪,难道现在这个国家不是毛弄出来的?是美帝国主义弄出来的?
楼主如果思维正常的话,从你的文章内容就应该总结出一个道理:人治永远靠不住,只有法治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不然你如何保证领导人都是你心目中的毛?
文章提交者：恨天高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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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七尺男儿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
=============================================
“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时代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
作者可能不知道: 毛时代的中国去黑砖窑打工都得托人说情. 无知的青少年或当年的既得利益者们如果不知道,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从73年到74年就托人介绍在这样的黑砖窑打工.
楼主就是一SB,现在进黑砖窑,你还觉得苦了,毛时代,想进这种地方,还得开后门.
文章提交者：帅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看朝鲜就一目了然了
文章提交者：煤山之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现在是谁的天下？看看天安门城楼上挂的大画象就知道了。此毛即彼毛。
文章提交者：人民万岁200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huyre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比朝鲜和阿富汗还穷
------------------------------------------------------------------
我也很奇怪,我周围几乎所有的长辈都是过着现在的好日子,碗里吃着邓爷爷的肉,嘴里却骂着"改革'.心里怀念着毛爷爷.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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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没有介绍信出去，就是盲流，那是个盲流等同罪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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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窑和夹边沟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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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砖窑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南都》揪着不放，被小左称为是想抹黑中国。
如今已有定论，小左又跑出来想邀功。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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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爷爷世代被迫饿着肚子大搞革命修红旗渠之类的民工，待遇似乎也强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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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的通病就是不敢面对当年的事实. 你们要是想知道当年的真实社会, 就老老实实听我们说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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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全体农民过的都是黑砖窑工的生活,不管刮风下雨,整日里披星戴月,没有节假日(文革前还有,文革中被移风易俗,革命化掉了),吃饱饭成了最大的愿望,下过乡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黑砖窑的出现象是人民公社的死灰复燃.楼主说得不错,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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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毛爷爷时代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右派和反革命们，遭遇似乎不比黑煤窑的奴工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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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爷爷世代被迫饿着肚子大搞革命修红旗渠之类的民工，待遇似乎也强不了多少。
===========================
坚决支持肥猫。毛泽东会让反对他的人生不如死，比黑砖窑窑主一点不逊色的。看看张志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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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难道现在这个国家不是毛弄出来的?是美帝国主义弄出来的?
楼主如果思维正常的话,从你的文章内容就应该总结出一个道理:人治永远靠不住,只有法治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不然你如何保证领导人都是你心目中的毛?
文章提交者：恨天高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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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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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砖窑让一些人从此懂得毛泽东”时代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
作者可能不知道: 毛时代的中国去黑砖窑打工都得托人说情. 无知的青少年或当年的既得利益者们如果不知道,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从73年到74年就托人介绍在这样的黑砖窑打工.
楼主就是一SB,现在进黑砖窑,你还觉得苦了,毛时代,想进这种地方,还得开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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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朝鲜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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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谁的天下？看看天安门城楼上挂的大画象就知道了。此毛即彼毛。
文章提交者：人民万岁2009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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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比朝鲜和阿富汗还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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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奇怪,我周围几乎所有的长辈都是过着现在的好日子,碗里吃着邓爷爷的肉,嘴里却骂着"改革'.心里怀念着毛爷爷.为什么?
帝俄极权共产主义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帝俄极权共产主义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劣宁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經濟災難中最可悲的一面，就是糧食生產的下降。
我們在前面曾說過，蘇俄共產黨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
樣，把農民當做小資產階級，因此，也就是產業工人的死敵。—
—儘管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俄國產業工人均系來自農村，而且和
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改變不了這樣一種情況。蘇俄共
產黨向農村居民宣戰，有雙重目的：其一，是要索取糧食來養活
城市居民和紅軍；其二，是要把共產黨的權力滲透到鄉區去。因
為這時，絕大部分的鄉區都還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
的影響。
1918 年的夏天，莫斯科發動了一場鬥爭：向農村索取穀
物。因為農民不願意按照那樣不合理的低價把糧食賣給政府，政
府就去奪取。政府在農村中創立了“貧農委員會”， 那就像是農
村中的 “第五縱隊”， 它與政府合作去鬥爭那些被猜測為囤積
18
埃薩克·\u26031X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裏》（倫敦，1955 年版)，第 145
頁。
- 53 -
糧食的、比較富裕的農民，即富農 (kulaks), 並指望從中得到
一點好處。同時，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遊民武裝起來，組成浩
浩蕩蕩的征糧隊，分派到各地去徵收所謂 “剩餘糧食”。農民
中有許多人是服過兵役的退伍軍人，有戰鬥經驗。於是結果，各
地的農民便與征糧隊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惡戰。大部分的鄉區都淪
為內戰的戰場，其破壞糜爛的程度，超過了紅軍對“白匪”的戰
爭。只要是抗拒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列寧就稱之為“富農”，可
以任意批鬥，並號召進行大規模的屠殺。下麵的兩段引文可作為
例證，那都是列寧在 1918 年 8 月發出的工作指示，第一段摘自
列寧對工人們的講話，第二段是列寧發給班薩省共產黨官員的一
份秘密電令：
(一)
富農們瘋狂地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是蓄意要把千
百萬工人活活餓死，拆散工人隊伍……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富農消滅無數的工人，或者是工人們毫不留情地
來粉碎那些盜賊成性的、反抗勞動者政權的少數人的叛
亂。……富農們都是些最狠毒、最兇惡、最野蠻的剝削
者。……這批吸血鬼，趁戰爭時期人們的急需，成為暴
發戶。這些坐享其成的蜘蛛，利用戰爭時期農民的貧
困，利用工人的挨餓，養肥了他們自己。……這批寄生
蟲，吸飽勞動者的鮮血，越來越富了，卻讓工人們在城
市里在工廠裏挨餓。這批吸血鬼已經把過去地主們的土
地弄到手，而且還在繼續這樣做，一次又一次地奴役貧
農。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富農宣戰！殺死他們。
(二)
同志們！五個縣區的富農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
鎮壓。整個革命事業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因
為目前各地都在與富農進行著“最後的決戰”， 我們必
須樹立一個榜樣。 辦法如下：
1. 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農、財主、吸血鬼統統吊
死，人數不得少於一百名。(吊死後就掛在那裏示眾，
讓民眾觀看。)
2. 把死者的姓名公佈出來。
3. 把他們的全部穀物，統統沒收過來。
4. 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質——照昨天的電令辦理。
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裏(公里)以內的民眾
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相走告，說我
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
鬼。
電文收到之日，立即執行。
列寧
要選派一些真正幹練可靠的人去執行19
19
列寧：《列寧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 年出版), 第 37 卷，第 39-41
頁。
斯大林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籌集起來的，
其中包括印發紙幣，徵收各種賦稅，出口糧食，甚至出賣國寶級
的藝術品。
然而，絕大部分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卻是從農民身上搜括
得來的。俄國的農民，自 1861 年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宣佈解放農
奴以來，過了七十年，又實際上重新被農奴化了。1929 年中，
蘇聯作出堅定的決策，實行“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用史達林
的話來說，那便是：必須依靠國內的積累，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
化。這就是說，農民必須按最低廉的價格，用糧食來供應產業工
人、城市居民、以及武裝部隊。伴隨著農業集體化所進行的宣
傳，總是著重說明要消滅農村中的“剝削者”。那只是轉移人們
的視線，事實是：在農業集體化中受害最多最深的恰恰是普通農
民。
農業集體化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把富農作為一個階
級來消滅掉”。換句話說，就是要把富農們統統置於死地。第二
步，解散農村公社，把農民們所賴以獨立生活的物資統統沒收過
來。農民們被驅迫著加入集體農場 (集體農莊), 在那裏，農民
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國家。農業集體化是一
場自上而下的、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它把蘇聯全國四分之三的人
口都變成了政府的農奴。
“富農”一詞，包括那些比較過得去的農民以及那些竭力
反對農業集體化的人。凡被劃為“富農”者，其財物一律沒收，
其人或者是罰往苦役營服苦役，或者是帶著家屬到西伯利亞過流
亡生活。根據官方的記載，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受到這兩種懲
- 66 -
罰的人數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二人。據估計，在那些逃過
死刑這一關的人中，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凍餓而死5。在那
些僥倖活下來的人中，估計約有四十萬人想盡辦法，先先後後逃
回來，在城市裏或工業區勉強找到一席棲身之地。
供了大量的農產品和肉類食品。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 1861 年以前的農
奴制還要苛酷。因為：作為一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
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
一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 1935 年，一個農民家庭全家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二百四十七個盧布的報
酬，那只夠買一雙靴子8。
8 諾維：《蘇聯經濟史》，第 243 頁。
“中農”和“貧農”也都喪失了一切，包括他們的農具和
家畜。農民們寧可把家畜宰殺掉而不願意把它們交出來，只有未
能屠宰的家畜才不得不上繳。這些財物，統統轉歸集體農莊所
有。集體化的農民，每年必須做滿規定的工作日，完成由國家強
制規定的交糧數額，才能得到一份最低的貨幣工資和口糧。國家
付給農民的是戈比6，而把農民交上來的穀物製成麵粉和麵包再
賣給消費者，所得到的卻是盧布，利潤高達許多倍。農民如果不
能完成交糧任務，那只有自己挨餓。有的農民山窮水盡，迫不得
已偷了一點糧食，那就被當做罪行嚴重的罪犯。1932 年 8 月，
蘇聯政府頒佈了一道臭名昭彰的法令，規定“凡盜竊或破壞社會
主義（注：應當讀做共產黨）財產者”處以死刑或十年苦役，此
項法令適用的範圍很廣，連偷了幾把穀物都包括在內。在此項法
令頒佈後的十六個月內，有十二萬五千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五
千四百名是判處死刑7。由於農民從集體農莊那裏所拿到的僅僅
是口糧，於是政府在 1935 年就允許集體農莊的農民可以種一塊
自留地，平均起來大概是每家一英畝，用以種植蔬菜、水果，供
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到受國家監督的集體農莊的市場上去出賣。
農民們也可以養牛以及一些小牲畜 (但不能養馬)。這些自留地
所出產的東西，卻遠遠超過了其土地面積所占的比例，為國家提
劣宁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經濟災難中最可悲的一面，就是糧食生產的下降。
我們在前面曾說過，蘇俄共產黨和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一
樣，把農民當做小資產階級，因此，也就是產業工人的死敵。—
—儘管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俄國產業工人均系來自農村，而且和
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改變不了這樣一種情況。蘇俄共
產黨向農村居民宣戰，有雙重目的：其一，是要索取糧食來養活
城市居民和紅軍；其二，是要把共產黨的權力滲透到鄉區去。因
為這時，絕大部分的鄉區都還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
的影響。
1918 年的夏天，莫斯科發動了一場鬥爭：向農村索取穀
物。因為農民不願意按照那樣不合理的低價把糧食賣給政府，政
府就去奪取。政府在農村中創立了“貧農委員會”， 那就像是農
村中的 “第五縱隊”， 它與政府合作去鬥爭那些被猜測為囤積
18
埃薩克·\u26031X坦因倍格：《在革命司令部的日子裏》（倫敦，1955 年版)，第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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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的、比較富裕的農民，即富農 (kulaks), 並指望從中得到
一點好處。同時，莫斯科方面把那些城市遊民武裝起來，組成浩
浩蕩蕩的征糧隊，分派到各地去徵收所謂 “剩餘糧食”。農民
中有許多人是服過兵役的退伍軍人，有戰鬥經驗。於是結果，各
地的農民便與征糧隊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惡戰。大部分的鄉區都淪
為內戰的戰場，其破壞糜爛的程度，超過了紅軍對“白匪”的戰
爭。只要是抗拒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列寧就稱之為“富農”，可
以任意批鬥，並號召進行大規模的屠殺。下麵的兩段引文可作為
例證，那都是列寧在 1918 年 8 月發出的工作指示，第一段摘自
列寧對工人們的講話，第二段是列寧發給班薩省共產黨官員的一
份秘密電令：
(一)
富農們瘋狂地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是蓄意要把千
百萬工人活活餓死，拆散工人隊伍……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富農消滅無數的工人，或者是工人們毫不留情地
來粉碎那些盜賊成性的、反抗勞動者政權的少數人的叛
亂。……富農們都是些最狠毒、最兇惡、最野蠻的剝削
者。……這批吸血鬼，趁戰爭時期人們的急需，成為暴
發戶。這些坐享其成的蜘蛛，利用戰爭時期農民的貧
困，利用工人的挨餓，養肥了他們自己。……這批寄生
蟲，吸飽勞動者的鮮血，越來越富了，卻讓工人們在城
市里在工廠裏挨餓。這批吸血鬼已經把過去地主們的土
地弄到手，而且還在繼續這樣做，一次又一次地奴役貧
農。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對富農宣戰！殺死他們。
(二)
同志們！五個縣區的富農暴動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
鎮壓。整個革命事業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這樣做，因
為目前各地都在與富農進行著“最後的決戰”， 我們必
須樹立一個榜樣。 辦法如下：
1. 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農、財主、吸血鬼統統吊
死，人數不得少於一百名。(吊死後就掛在那裏示眾，
讓民眾觀看。)
2. 把死者的姓名公佈出來。
3. 把他們的全部穀物，統統沒收過來。
4. 要指定一些人做人質——照昨天的電令辦理。
要做到這樣的程度：使周圍數百俄裏(公里)以內的民眾
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會膽戰心驚，奔相走告，說我
們正在絞殺那些富農吸血鬼，而且還要絞殺其他的吸血
鬼。
電文收到之日，立即執行。
列寧
要選派一些真正幹練可靠的人去執行19
19
列寧：《列寧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58-65 年出版), 第 37 卷，第 39-41
頁。
斯大林是怎样对付农民的？
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籌集起來的，
其中包括印發紙幣，徵收各種賦稅，出口糧食，甚至出賣國寶級
的藝術品。
然而，絕大部分搞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卻是從農民身上搜括
得來的。俄國的農民，自 1861 年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宣佈解放農
奴以來，過了七十年，又實際上重新被農奴化了。1929 年中，
蘇聯作出堅定的決策，實行“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用史達林
的話來說，那便是：必須依靠國內的積累，才能實現國家的工業
化。這就是說，農民必須按最低廉的價格，用糧食來供應產業工
人、城市居民、以及武裝部隊。伴隨著農業集體化所進行的宣
傳，總是著重說明要消滅農村中的“剝削者”。那只是轉移人們
的視線，事實是：在農業集體化中受害最多最深的恰恰是普通農
民。
農業集體化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把富農作為一個階
級來消滅掉”。換句話說，就是要把富農們統統置於死地。第二
步，解散農村公社，把農民們所賴以獨立生活的物資統統沒收過
來。農民們被驅迫著加入集體農場 (集體農莊), 在那裏，農民
們辛勤勞作，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國家。農業集體化是一
場自上而下的、史無前例的大變革，它把蘇聯全國四分之三的人
口都變成了政府的農奴。
“富農”一詞，包括那些比較過得去的農民以及那些竭力
反對農業集體化的人。凡被劃為“富農”者，其財物一律沒收，
其人或者是罰往苦役營服苦役，或者是帶著家屬到西伯利亞過流
亡生活。根據官方的記載，在 1930 年和 1931 年，受到這兩種懲
- 66 -
罰的人數為一百八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二人。據估計，在那些逃過
死刑這一關的人中，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人是凍餓而死5。在那
些僥倖活下來的人中，估計約有四十萬人想盡辦法，先先後後逃
回來，在城市裏或工業區勉強找到一席棲身之地。
供了大量的農產品和肉類食品。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 1861 年以前的農
奴制還要苛酷。因為：作為一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
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
一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 1935 年，一個農民家庭全家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二百四十七個盧布的報
酬，那只夠買一雙靴子8。
8 諾維：《蘇聯經濟史》，第 243 頁。
“中農”和“貧農”也都喪失了一切，包括他們的農具和
家畜。農民們寧可把家畜宰殺掉而不願意把它們交出來，只有未
能屠宰的家畜才不得不上繳。這些財物，統統轉歸集體農莊所
有。集體化的農民，每年必須做滿規定的工作日，完成由國家強
制規定的交糧數額，才能得到一份最低的貨幣工資和口糧。國家
付給農民的是戈比6，而把農民交上來的穀物製成麵粉和麵包再
賣給消費者，所得到的卻是盧布，利潤高達許多倍。農民如果不
能完成交糧任務，那只有自己挨餓。有的農民山窮水盡，迫不得
已偷了一點糧食，那就被當做罪行嚴重的罪犯。1932 年 8 月，
蘇聯政府頒佈了一道臭名昭彰的法令，規定“凡盜竊或破壞社會
主義（注：應當讀做共產黨）財產者”處以死刑或十年苦役，此
項法令適用的範圍很廣，連偷了幾把穀物都包括在內。在此項法
令頒佈後的十六個月內，有十二萬五千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五
千四百名是判處死刑7。由於農民從集體農莊那裏所拿到的僅僅
是口糧，於是政府在 1935 年就允許集體農莊的農民可以種一塊
自留地，平均起來大概是每家一英畝，用以種植蔬菜、水果，供
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到受國家監督的集體農莊的市場上去出賣。
農民們也可以養牛以及一些小牲畜 (但不能養馬)。這些自留地
所出產的東西，卻遠遠超過了其土地面積所占的比例，為國家提
为什么红卫兵否定改革要回到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红卫兵否定改革要回到文化大革命
大清洗對黨的菁英究竟造成多大的災難，我們只要看看這
一事實就知道了：1934 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所選舉
出來的中央委員會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百分
之七十都被槍決了15。所有當年列寧的親密戰友，包括季諾維也
夫和加米涅夫，都遭到逮捕，受到苦刑拷打，直到他們體質上和
精神上都徹底崩潰了，再強迫他們站在作秀的所謂“公開審判”
的被告席上，招認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包括做偵探、搞恐怖暗
殺、以及圖謀復辟“資本主義”等等。在這些演出以後，他們就
或者被處極刑，或者被罰往苦役營，那也很少能活著回來的。列
寧在其所謂的政治“遺囑”中，列舉了六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名
字，作為他可能的接班人。這六位領導人，除了史達林一人以
外 ， 五 人 都 死 於 非 命 。
1937 年至 1938 年間的這場大屠殺，實際上就把各級“老一
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統統掃滅了。他們的職位，全由一批新人
來接替了。及至 1938 年，蘇聯共產黨的行政人員中有 80.5 %
都是在列寧逝世後才參加黨的17。在這一批新人中，又提升了一
批黨和政府的高官顯宦，即所謂“高級幹部”。這批“高幹”，不
僅盤踞著一切有權有勢的職位，而且享有種種特權，形成一個新
的剝削階級。凡屬“高級幹部”者，其身份是永久的，而且事實
上是可以世襲的。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七十五萬
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三百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 ，
約與十八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這
些“高級幹部”所享受的恩寵，實與當年沙皇政體下的達官貴人
無異。這些特權階層中有人這樣說：
“高幹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
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
的，總有一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你。
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你使喚，使你每一項願
望都得到滿足。你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你在獵場上突
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
萬事如意。……你可以像帝王一樣，只要手指頭一指，事
情就辦成了。”
在史達林當政時期，蘇聯共產黨基層幹部的人數大大增加
了。他們多為“拍馬奉承之徒”，像奴僕一樣伺候這些上層人
物。
大清洗對黨的菁英究竟造成多大的災難，我們只要看看這
一事實就知道了：1934 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所選舉
出來的中央委員會的一百三十九名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百分
之七十都被槍決了15。所有當年列寧的親密戰友，包括季諾維也
夫和加米涅夫，都遭到逮捕，受到苦刑拷打，直到他們體質上和
精神上都徹底崩潰了，再強迫他們站在作秀的所謂“公開審判”
的被告席上，招認自己犯了滔天大罪，包括做偵探、搞恐怖暗
殺、以及圖謀復辟“資本主義”等等。在這些演出以後，他們就
或者被處極刑，或者被罰往苦役營，那也很少能活著回來的。列
寧在其所謂的政治“遺囑”中，列舉了六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名
字，作為他可能的接班人。這六位領導人，除了史達林一人以
外 ， 五 人 都 死 於 非 命 。
1937 年至 1938 年間的這場大屠殺，實際上就把各級“老一
輩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統統掃滅了。他們的職位，全由一批新人
來接替了。及至 1938 年，蘇聯共產黨的行政人員中有 80.5 %
都是在列寧逝世後才參加黨的17。在這一批新人中，又提升了一
批黨和政府的高官顯宦，即所謂“高級幹部”。這批“高幹”，不
僅盤踞著一切有權有勢的職位，而且享有種種特權，形成一個新
的剝削階級。凡屬“高級幹部”者，其身份是永久的，而且事實
上是可以世襲的。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七十五萬
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三百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 ，
約與十八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這
些“高級幹部”所享受的恩寵，實與當年沙皇政體下的達官貴人
無異。這些特權階層中有人這樣說：
“高幹是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
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
的，總有一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你。
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你使喚，使你每一項願
望都得到滿足。你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你在獵場上突
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
萬事如意。……你可以像帝王一樣，只要手指頭一指，事
情就辦成了。”
在史達林當政時期，蘇聯共產黨基層幹部的人數大大增加
了。他們多為“拍馬奉承之徒”，像奴僕一樣伺候這些上層人
物。
洋务派是不是大清官僚系统的一部分？
在俄國以及俄國以外的地方，有許多人認為“新經濟政
策”的採用，標誌著俄國已經放棄共產主義。有人高談闊論，說
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那是把“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比做
法國大革命期間 1794 年的“熱月政變”然而，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
因為一方面，法國雅各賓派的領袖們是死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卻仍舊牢牢地掌握
著政權,新經濟仍然是以堅持俄布為領導，堅持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專制；
而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是把他們的讓步政策當
做權宜之計，俾可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策”的採用，標誌著俄國已經放棄共產主義。有人高談闊論，說
俄國發生了“熱月政變”。那是把“新經濟政策”的採用，比做
法國大革命期間 1794 年的“熱月政變”然而，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
因為一方面，法國雅各賓派的領袖們是死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卻仍舊牢牢地掌握
著政權,新經濟仍然是以堅持俄布為領導，堅持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專制；
而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是把他們的讓步政策當
做權宜之計，俾可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帝俄如何与人民为敌
帝俄如何与人民为敌
就是這樣，布爾什維克黨人掌握了政權，而且掌權達七十
四年之久。由此可見，俄國之所以奉行共產主義，並不是由於人
民大眾起義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由一些用民主口號掩飾起來的少
數人自上而下強加給俄國的。這一明顯的事實，就決定了共產主
義此後的歷史道路。
從歷史角度來看布爾什維黨人的奪取政權，我們不能不驚
歎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不要命的蠻幹。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
人有過一點行政經驗，然而他們馬上就要負起重任，去治理這個
世界上領土最遼闊的國家了。他們沒有理財的經驗，卻毫不猶豫
地立即把經濟企業收歸國有，負起責任來管理這個位列世界第五
的經濟大國的經濟。就他們看來，俄國公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產
業工人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和地主當然是階級敵人，大部分的
農民以及知識份子事實上也是階級敵人。 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
表產業工人的，可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至多
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極少數是跟著布
- 45 -
爾什維克走的：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夜，產業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
點三是屬於布爾什維克黨。這就說明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
擇，只能實行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以及
一切其他階級實行專政。這種專政，到時候又會變成極權主義的
政體，這是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本質所決定的，必然如此。只要
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
統治。共產黨人絕不會放鬆他們的權力，這項原則有普遍性，所
有那些後來才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亦莫不如此。
列寧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對於實行蠻橫的專制統治毫無悔
意。他給“專政”下了一個定義，說專政 (其中包括無產階級專
政) 就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
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13 他
蓄謀已久，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手段來消滅他的政敵，並以此
來恐嚇人民大眾。他之所以這樣做，一部分是因為他視萬民如草
芥，一部分也是吸取歷史上的教訓。他從研究歷史中得知：所有
過去的那些社會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們半途停頓下來，
讓它們的階級敵人得以活命，並重新組合起來進行反撲。所以他
要用暴力——用全副的，毫不留情的 (這是他最喜歡用的形容詞
之一)暴力去為新政權掃清障礙。不過他也知道，這種施用暴力
的時間不能拖得太長。有一次，他引用了馬基雅維裏14的一段話：
“如果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必須採取某種暴力行動，這種暴
力行動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之。因
為：人民大眾不能容忍有人長期地訴諸暴力。” 可是，與他的指
望相反，在他所建立的這個政權下，暴力行動卻成了一種經常采
用的手段。那正如托馬斯·\u38669X布士15所說：沒有旁的辦法， 暴力
就成了唯一的辦法。
列寧的當機立斷和精明幹練，與那個被推翻的臨時政府的
顢頇無能，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臨時政府曾一次又一次地推遲
立憲會議的選舉， 列寧卻很快就批准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選
舉的結果：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全國獲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選票，而
那些與之競爭的社會革命黨人所獲得的選票，卻比他們多出兩倍
多。這個結果，一點也沒使列寧感到為難。他宣稱：工人們和士
兵們多數是投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票。 他讓立憲會議如期開了一
天會，第二天就用武力把它解散了。列寧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政
府，叫做人民委員會，清一色完全是由布爾什維克黨人組成的。
不過，人民委員會基本上是一個行政門面，它只是執行布爾什維
克黨中央的命令。列寧把原先的一切司法章程、法規統統廢除，
而把司法工作交給革命法庭以及那個新成立的秘密員警機關去處
理。那些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些沒有受過什麼法律訓練但有
“階級覺悟”的凡夫俗子。而那個新成立的秘密員警機關，叫做
“契卡”(Cheka)，搞特務統治。從列寧掌握政權之日起，幾乎
立即就開始了恐怖統治。
在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下，列寧就搜尋那些阻撓其方針大
計、使之不得實現的敵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知識份子，認為
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搞什麼破壞活動，但絕大多數是反對他
獨裁的。1922 年 7 月，列寧命令史達林“要堅決地把所有一切
的社會革命黨人‘清除掉’……把他們統統逐出俄國……要逮捕
幾百人，毋須說明理由——就說，‘大人先生們，滾出去罷！’”
按照列寧的命令，警方逮捕了幾百名分屬於社會革命黨、孟什維
克、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經濟學家、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學者，
把他們裝上船，送他們到西歐各國去度那種迫不得已的流放生
活。
就是這樣，布爾什維克黨人掌握了政權，而且掌權達七十
四年之久。由此可見，俄國之所以奉行共產主義，並不是由於人
民大眾起義的結果：共產主義是由一些用民主口號掩飾起來的少
數人自上而下強加給俄國的。這一明顯的事實，就決定了共產主
義此後的歷史道路。
從歷史角度來看布爾什維黨人的奪取政權，我們不能不驚
歎布爾什維克黨人的不要命的蠻幹。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
人有過一點行政經驗，然而他們馬上就要負起重任，去治理這個
世界上領土最遼闊的國家了。他們沒有理財的經驗，卻毫不猶豫
地立即把經濟企業收歸國有，負起責任來管理這個位列世界第五
的經濟大國的經濟。就他們看來，俄國公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產
業工人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和地主當然是階級敵人，大部分的
農民以及知識份子事實上也是階級敵人。 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
表產業工人的，可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至多
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極少數是跟著布
- 45 -
爾什維克走的：在十一月革命的前夜，產業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
點三是屬於布爾什維克黨。這就說明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
擇，只能實行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以及
一切其他階級實行專政。這種專政，到時候又會變成極權主義的
政體，這是由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本質所決定的，必然如此。只要
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
統治。共產黨人絕不會放鬆他們的權力，這項原則有普遍性，所
有那些後來才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政權，亦莫不如此。
列寧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對於實行蠻橫的專制統治毫無悔
意。他給“專政”下了一個定義，說專政 (其中包括無產階級專
政) 就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
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13 他
蓄謀已久，用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怖手段來消滅他的政敵，並以此
來恐嚇人民大眾。他之所以這樣做，一部分是因為他視萬民如草
芥，一部分也是吸取歷史上的教訓。他從研究歷史中得知：所有
過去的那些社會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們半途停頓下來，
讓它們的階級敵人得以活命，並重新組合起來進行反撲。所以他
要用暴力——用全副的，毫不留情的 (這是他最喜歡用的形容詞
之一)暴力去為新政權掃清障礙。不過他也知道，這種施用暴力
的時間不能拖得太長。有一次，他引用了馬基雅維裏14的一段話：
“如果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必須採取某種暴力行動，這種暴
力行動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之。因
為：人民大眾不能容忍有人長期地訴諸暴力。” 可是，與他的指
望相反，在他所建立的這個政權下，暴力行動卻成了一種經常采
用的手段。那正如托馬斯·\u38669X布士15所說：沒有旁的辦法， 暴力
就成了唯一的辦法。
列寧的當機立斷和精明幹練，與那個被推翻的臨時政府的
顢頇無能，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臨時政府曾一次又一次地推遲
立憲會議的選舉， 列寧卻很快就批准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選
舉的結果：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全國獲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選票，而
那些與之競爭的社會革命黨人所獲得的選票，卻比他們多出兩倍
多。這個結果，一點也沒使列寧感到為難。他宣稱：工人們和士
兵們多數是投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票。 他讓立憲會議如期開了一
天會，第二天就用武力把它解散了。列寧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政
府，叫做人民委員會，清一色完全是由布爾什維克黨人組成的。
不過，人民委員會基本上是一個行政門面，它只是執行布爾什維
克黨中央的命令。列寧把原先的一切司法章程、法規統統廢除，
而把司法工作交給革命法庭以及那個新成立的秘密員警機關去處
理。那些革命法庭，主持者都是些沒有受過什麼法律訓練但有
“階級覺悟”的凡夫俗子。而那個新成立的秘密員警機關，叫做
“契卡”(Cheka)，搞特務統治。從列寧掌握政權之日起，幾乎
立即就開始了恐怖統治。
在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下，列寧就搜尋那些阻撓其方針大
計、使之不得實現的敵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知識份子，認為
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搞什麼破壞活動，但絕大多數是反對他
獨裁的。1922 年 7 月，列寧命令史達林“要堅決地把所有一切
的社會革命黨人‘清除掉’……把他們統統逐出俄國……要逮捕
幾百人，毋須說明理由——就說，‘大人先生們，滾出去罷！’”
按照列寧的命令，警方逮捕了幾百名分屬於社會革命黨、孟什維
克、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經濟學家、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學者，
把他們裝上船，送他們到西歐各國去度那種迫不得已的流放生
活。
共产党是如何收买民主社会党？
共产党是如何收买民主社会党？
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並不是不知道
蘇聯共產主義政權下那些可憎可惡的事態。然而，他們卻想出種
種理由來為之辯解
在北歐諸國以及美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沒有多大的
市場，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
其使用的盟友。這些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絕大部分都是知
識份子，他們不必參加共產黨，卻在為共產黨的目標盡心盡力。
他們對共產黨非常有用，因為他們不是黨員，卻起到黨員所不能
起的作用。黨員說話，那會被當做是奉黨的命令行事，而他們說
話，那只是申述其個人的信念。這種同路人的心態，可以拿美國
記 者 林 肯 · 斯 蒂 芬 斯 (Lincoln Steffens) 為 例 來 說 明 。 在
1919 年，斯蒂芬斯為蘇俄題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讚美
詩：“我在蘇俄看到了人類的未來，那是多麼美好！” 後來查
明， 這首詩是他在乘火車從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寫的，人還
沒有踏進蘇俄的國土呢。接著，當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風景綺麗的
休養勝地卡爾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時，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
說：“我矢忠於俄羅斯，在那裏，展現了人類的未來。我堅信，
俄羅斯一定會勝利，它將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卻不想生活在俄
羅斯。”
典型的同路人，還得推魏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這夫妻二人都是英國備受尊敬的社會主義者，其政治活
動和學術活動始自費邊社。起初，魏伯夫婦是敵視布爾什維克政
權的；但在 1932 年，他們卻突然改變了主張。那一年，魏伯夫
婦到蘇聯旅遊了三個星期，在那裏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們
對所看到的一切都著了迷，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愛上了
俄羅斯”。1935 年，魏伯夫婦就根據蘇聯提供給他們的印刷品，
編寫並且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著作：——《蘇聯共產主義，一種
新文明？》(後來在 1941 年的版本中，那個問號被刪掉了。)他
們把蘇聯提供給他們如數抄寫，隨後又把每一頁都送到蘇聯駐英
大使館去彙報，“看有沒有抄錯的地方,滿不滿意”，絲毫不介
意這些檔的虛假,拿過來就塗改。他們根據這樣的文獻
資料來寫書，當然就是胡編亂造，把蘇聯的生活說得天花亂墜。
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魏伯夫婦根據蘇聯方面的檔，替
史達林開脫罪責，說他不是個獨裁者；他們認為，史達林是按照
集體領導的原則來治理蘇聯的。而且，就他們看來，史達林的權
力還不及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的權力來得大。至於蘇聯特務統治
的恐怖，大饑荒，書報檢查制度等等，他們都或者是避而不談，
或者是輕描淡寫，或者是將之比做資本主義國家也常有之事。縱
然如此，那位費邊社的蕭伯納，卻把魏伯夫婦這部輕率的、
充滿虛妄不實之詞、幾乎長達一千二百頁的應時之作，譽為“第
一部真正經過科學分析的關於蘇聯的著作。”
1942 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較簡明的論述蘇聯的書，
《蘇聯真相》。其中在論述蘇聯於 1936 年頒佈“憲法”的章節
裏，她把蘇聯描繪為世界上物質最充份、政治最平等的民主國家。
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知識份子都受到迷惑。有趣的是：
那些能夠透過共產主義蘇聯的外表，把它的實際情況看得最清楚
的，倒不是那些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而是那些人本主義
者：小說家、詩人、哲學家。他們不是從抽象的概念出發，不是
用概念來解釋事物，而是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來認識事物。
貝特朗·u32599X素 (Bertrand Russell) 是英國聲譽卓著的哲
學家，他曾於 1920 年以英國工黨代表團成員的身份訪問蘇俄。
羅素原是用同情的態度來看待蘇聯經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是
註定要滅亡，而“共產主義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布爾什維克主
義理應受到所有一切進步人士的讚美和感激”。 這些話，都是他
在訪問蘇俄歸來後在其所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一書中說的。然而， 這些熱情洋溢的話，都只是“理論”。 他
用他那敏銳的眼光所觀察到“實踐”，卻使他疑竇叢生。他帶著
悲觀失望的情緒，說到布爾什維克黨人那種宗教式的狂熱，那種
急功近利的冒進，那種僵死的教條主義。他甚至懷疑：像俄羅斯
這樣貧窮的國家，而其人民中絕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究竟
- 111 -
能不能建設共產主義？
法國小說家安德烈·u32426X德 (Andre Gide), 同樣宣稱他對蘇
聯有“愛慕之情”，起初也是一位典型的同路人。對他說來。蘇
聯還“不止是一片樂土”，簡直是人間天堂。在那裏，千百年來
人們所憧憬的烏托邦，“正在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呢。1936 年的
夏季，紀德訪問蘇聯，當時蘇聯那幕假模假樣“公審”季諾維也
夫和加米涅夫的醜劇正在上演。紀德在回到法國以後，出版了一
本小冊子，題為《訪蘇聯歸來》。這本小冊子是他在訪問蘇聯期
間的雜記，其中有熱情的歌頌，也有辛辣的批評，並沒有作出什
麼明決的判斷。紀德還說，“正因為他是讚美蘇聯的”， 所以他
義不容辭地要對蘇聯的某些事提出批評。他寫道：當他在蘇聯訪
問時，“常常喜極而泣，流著激情的淚，熱愛的淚。”然而……後
面就不說了。
紀德承認：在夏季的莫斯科，人人都穿著白衣服，看上去
都差不多，令人沮喪。他在莫斯科，是由蘇聯方面特殊接待，安
置在那豪華的大都會旅館中一套有六個房間的大套房裏。有幾
次，他溜出那座大旅館到外面走走，只見有些商店還沒有開門，
人們就已經在店門前排起長龍，眼巴巴地想買到一點“廉價”商
品，他為之感歎不已。看到人民大眾那種“無可奈何的麻木狀
態”，看到那種單調的生活模式，看到人們對外國的情況茫然無
知，看到那種“小市民”的氣習到處呈現，看到那些作家和藝術
家都日益消沉，他都極為觸目驚心。紀德把蘇聯當局對他這樣的
外賓所提供的豪華接待，和蘇聯那普遍的貧窮作一對比，他按耐
不住，不得不仗義執言了。
儘管紀德再三聲明，說他是愛戴蘇聯的。他立即成為惡毒
攻擊的對象。起初還算客氣，只指責他“湵 保沂恰按掖?br />
- 112 -
忙忙地就下結論”。及至莫斯科方面發出特別訊號，這種攻擊便
立即升級，罵他是“賣主求榮的猶大”，“法西斯的間諜”。紀德
反駁這些攻擊，又寫了一本書，題為《蘇聯問題的反思》。在這
本書裏，他就直言不諱地斥責共產黨人在俄羅斯的所作所為，說
蘇聯這個國家“完全令人大失所望”。
那些西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儘管受到共產黨人毫不留情
的攻擊和侮蔑，被罵為“社會法西斯份子”，他們卻忍氣吞聲，
不大反駁，為的是怕貽人笑柄，使反革命份子得以幸災樂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二十年間，第
二國際只是苟延殘喘，組織渙散。然而，第二國際卻不顧俄國那
些革命流亡者的訴求， 沒有採取堅定立場來反對蘇聯迫害其同
夥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被認為是可憐的失敗者。 但在
1923 年召開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卻通過決議，反對任何外來勢
力干涉蘇聯的內政。
“說要糾正俄國革命現階段中的某些錯誤，其目的就在
撲滅俄國革命。那決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而只能
建立一個由那些兇殘嗜血的反革命份子所組成的政府，作
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來剝削俄國人民。”
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並不是不知道
蘇聯共產主義政權下那些可憎可惡的事態。然而，他們卻想出種
種理由來為之辯解
在北歐諸國以及美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沒有多大的
市場，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
其使用的盟友。這些自由主義者和“同路人”，絕大部分都是知
識份子，他們不必參加共產黨，卻在為共產黨的目標盡心盡力。
他們對共產黨非常有用，因為他們不是黨員，卻起到黨員所不能
起的作用。黨員說話，那會被當做是奉黨的命令行事，而他們說
話，那只是申述其個人的信念。這種同路人的心態，可以拿美國
記 者 林 肯 · 斯 蒂 芬 斯 (Lincoln Steffens) 為 例 來 說 明 。 在
1919 年，斯蒂芬斯為蘇俄題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讚美
詩：“我在蘇俄看到了人類的未來，那是多麼美好！” 後來查
明， 這首詩是他在乘火車從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寫的，人還
沒有踏進蘇俄的國土呢。接著，當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風景綺麗的
休養勝地卡爾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時，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
說：“我矢忠於俄羅斯，在那裏，展現了人類的未來。我堅信，
俄羅斯一定會勝利，它將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卻不想生活在俄
羅斯。”
典型的同路人，還得推魏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這夫妻二人都是英國備受尊敬的社會主義者，其政治活
動和學術活動始自費邊社。起初，魏伯夫婦是敵視布爾什維克政
權的；但在 1932 年，他們卻突然改變了主張。那一年，魏伯夫
婦到蘇聯旅遊了三個星期，在那裏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們
對所看到的一切都著了迷，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愛上了
俄羅斯”。1935 年，魏伯夫婦就根據蘇聯提供給他們的印刷品，
編寫並且出版了一部兩卷本的著作：——《蘇聯共產主義，一種
新文明？》(後來在 1941 年的版本中，那個問號被刪掉了。)他
們把蘇聯提供給他們如數抄寫，隨後又把每一頁都送到蘇聯駐英
大使館去彙報，“看有沒有抄錯的地方,滿不滿意”，絲毫不介
意這些檔的虛假,拿過來就塗改。他們根據這樣的文獻
資料來寫書，當然就是胡編亂造，把蘇聯的生活說得天花亂墜。
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魏伯夫婦根據蘇聯方面的檔，替
史達林開脫罪責，說他不是個獨裁者；他們認為，史達林是按照
集體領導的原則來治理蘇聯的。而且，就他們看來，史達林的權
力還不及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的權力來得大。至於蘇聯特務統治
的恐怖，大饑荒，書報檢查制度等等，他們都或者是避而不談，
或者是輕描淡寫，或者是將之比做資本主義國家也常有之事。縱
然如此，那位費邊社的蕭伯納，卻把魏伯夫婦這部輕率的、
充滿虛妄不實之詞、幾乎長達一千二百頁的應時之作，譽為“第
一部真正經過科學分析的關於蘇聯的著作。”
1942 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較簡明的論述蘇聯的書，
《蘇聯真相》。其中在論述蘇聯於 1936 年頒佈“憲法”的章節
裏，她把蘇聯描繪為世界上物質最充份、政治最平等的民主國家。
當然，並非所有的西方知識份子都受到迷惑。有趣的是：
那些能夠透過共產主義蘇聯的外表，把它的實際情況看得最清楚
的，倒不是那些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而是那些人本主義
者：小說家、詩人、哲學家。他們不是從抽象的概念出發，不是
用概念來解釋事物，而是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來認識事物。
貝特朗·u32599X素 (Bertrand Russell) 是英國聲譽卓著的哲
學家，他曾於 1920 年以英國工黨代表團成員的身份訪問蘇俄。
羅素原是用同情的態度來看待蘇聯經驗的：他認為，資本主義是
註定要滅亡，而“共產主義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布爾什維克主
義理應受到所有一切進步人士的讚美和感激”。 這些話，都是他
在訪問蘇俄歸來後在其所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一書中說的。然而， 這些熱情洋溢的話，都只是“理論”。 他
用他那敏銳的眼光所觀察到“實踐”，卻使他疑竇叢生。他帶著
悲觀失望的情緒，說到布爾什維克黨人那種宗教式的狂熱，那種
急功近利的冒進，那種僵死的教條主義。他甚至懷疑：像俄羅斯
這樣貧窮的國家，而其人民中絕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的，究竟
- 111 -
能不能建設共產主義？
法國小說家安德烈·u32426X德 (Andre Gide), 同樣宣稱他對蘇
聯有“愛慕之情”，起初也是一位典型的同路人。對他說來。蘇
聯還“不止是一片樂土”，簡直是人間天堂。在那裏，千百年來
人們所憧憬的烏托邦，“正在變成活生生的事實”呢。1936 年的
夏季，紀德訪問蘇聯，當時蘇聯那幕假模假樣“公審”季諾維也
夫和加米涅夫的醜劇正在上演。紀德在回到法國以後，出版了一
本小冊子，題為《訪蘇聯歸來》。這本小冊子是他在訪問蘇聯期
間的雜記，其中有熱情的歌頌，也有辛辣的批評，並沒有作出什
麼明決的判斷。紀德還說，“正因為他是讚美蘇聯的”， 所以他
義不容辭地要對蘇聯的某些事提出批評。他寫道：當他在蘇聯訪
問時，“常常喜極而泣，流著激情的淚，熱愛的淚。”然而……後
面就不說了。
紀德承認：在夏季的莫斯科，人人都穿著白衣服，看上去
都差不多，令人沮喪。他在莫斯科，是由蘇聯方面特殊接待，安
置在那豪華的大都會旅館中一套有六個房間的大套房裏。有幾
次，他溜出那座大旅館到外面走走，只見有些商店還沒有開門，
人們就已經在店門前排起長龍，眼巴巴地想買到一點“廉價”商
品，他為之感歎不已。看到人民大眾那種“無可奈何的麻木狀
態”，看到那種單調的生活模式，看到人們對外國的情況茫然無
知，看到那種“小市民”的氣習到處呈現，看到那些作家和藝術
家都日益消沉，他都極為觸目驚心。紀德把蘇聯當局對他這樣的
外賓所提供的豪華接待，和蘇聯那普遍的貧窮作一對比，他按耐
不住，不得不仗義執言了。
儘管紀德再三聲明，說他是愛戴蘇聯的。他立即成為惡毒
攻擊的對象。起初還算客氣，只指責他“湵 保沂恰按掖?br />
- 112 -
忙忙地就下結論”。及至莫斯科方面發出特別訊號，這種攻擊便
立即升級，罵他是“賣主求榮的猶大”，“法西斯的間諜”。紀德
反駁這些攻擊，又寫了一本書，題為《蘇聯問題的反思》。在這
本書裏，他就直言不諱地斥責共產黨人在俄羅斯的所作所為，說
蘇聯這個國家“完全令人大失所望”。
那些西歐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儘管受到共產黨人毫不留情
的攻擊和侮蔑，被罵為“社會法西斯份子”，他們卻忍氣吞聲，
不大反駁，為的是怕貽人笑柄，使反革命份子得以幸災樂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二十年間，第
二國際只是苟延殘喘，組織渙散。然而，第二國際卻不顧俄國那
些革命流亡者的訴求， 沒有採取堅定立場來反對蘇聯迫害其同
夥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被認為是可憐的失敗者。 但在
1923 年召開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卻通過決議，反對任何外來勢
力干涉蘇聯的內政。
“說要糾正俄國革命現階段中的某些錯誤，其目的就在
撲滅俄國革命。那決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而只能
建立一個由那些兇殘嗜血的反革命份子所組成的政府，作
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來剝削俄國人民。”
毛主义谬误
毛澤東迅即提出一套獨具一格的、變了樣的共產主義理
論。有一位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權威人士曾經說：毛澤東思想的
“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 它僅僅
足以證明：“任何一種主義，一旦在歷史上產生了影響，就會有
無限的靈活性，任人解釋了。”5幾乎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毛
澤東都是把馬克思顛倒了過來，反其道而行。他不是倚靠產業工
人去進行革命，而是把農民提升為革命的領導階級。他認為：世
5 萊斯澤克·\u31185X拉科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第三卷（牛津，1978 年版),
第 495 頁，第 521 頁。
- 134 -
界革命不會由歐洲人 (他所說的歐洲人包括俄國人) 來完成，而
要由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族人民來完成。他還反對馬克思
的那句格言：“不是思想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思想意
識。”6那就是說，物質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決定了人們
的思想意識。與此相反，毛澤東卻堅決認為，人的行為是由思想
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把“客觀事物”當作決定性的東西，那在毛
澤東看來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一旦群眾
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客觀條件是難不倒他們的。知識會挫傷
人們的決心，可能會壞事，所以知識愈多愈反動。因為這個緣
故，讀書太多是有害的。不是用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條件的方法
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而是要用改造思想文化等“上層建
築”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這是一種特殊形態的修正主義：
西方的修正主義始於德國的伯恩斯坦，那是想方設法要修正馬克
思的教條，使之能適合當前現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修正主義則
是根本不顧現實。
這樣一種離經叛道的思想，就引起中蘇之間的爭執。
論。有一位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權威人士曾經說：毛澤東思想的
“主要論點，似乎都是完全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 它僅僅
足以證明：“任何一種主義，一旦在歷史上產生了影響，就會有
無限的靈活性，任人解釋了。”5幾乎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毛
澤東都是把馬克思顛倒了過來，反其道而行。他不是倚靠產業工
人去進行革命，而是把農民提升為革命的領導階級。他認為：世
5 萊斯澤克·\u31185X拉科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第三卷（牛津，1978 年版),
第 495 頁，第 521 頁。
- 134 -
界革命不會由歐洲人 (他所說的歐洲人包括俄國人) 來完成，而
要由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族人民來完成。他還反對馬克思
的那句格言：“不是思想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思想意
識。”6那就是說，物質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決定了人們
的思想意識。與此相反，毛澤東卻堅決認為，人的行為是由思想
決定的。馬克思主義把“客觀事物”當作決定性的東西，那在毛
澤東看來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一旦群眾
下定決心要完成某件事，客觀條件是難不倒他們的。知識會挫傷
人們的決心，可能會壞事，所以知識愈多愈反動。因為這個緣
故，讀書太多是有害的。不是用改變經濟結構和社會條件的方法
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而是要用改造思想文化等“上層建
築”來締造新社會和新型的人。這是一種特殊形態的修正主義：
西方的修正主義始於德國的伯恩斯坦，那是想方設法要修正馬克
思的教條，使之能適合當前現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修正主義則
是根本不顧現實。
這樣一種離經叛道的思想，就引起中蘇之間的爭執。
沙俄经济与集权帝俄的经济的比较
沙俄经济与集权帝俄的经济的比较
。。。生產者和仲介人總有辦法繞過官方的檢查，
私下進行貿易。共產黨人把自由市場視為資本
主義的溫床，決心要消災它。但自由市場並未絕跡，它轉入地
下，成為黑市。不久之後，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
濟。
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
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但紙幣氾濫成災，物
價飛漲：
及至 1923 年，蘇俄的物價較之 1917 年的物價已經漲了
一萬萬倍。但又不能不用貨幣，不用貨幣，會使蘇維埃的各項企
業無法記賬，也無法計算業務往來。
這種不懂裝懂的企業管理，再加上內戰的影響，就造成災
難性的後果，各項生產指標一落千丈。1920 年蘇俄重工業的總
產量，僅及 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總產量的 18 %。煤炭產量跌到
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7 %，而鋼鐵產量則跌到只合 1913 年產量
的 2.4 %。1921 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數的一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三分之一16。有一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
家描述 1917 年至 1920 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
前所未有的”17一場大災難。
1913 年帝俄時代的穀物年產量為七千八百二十萬噸， 而
1920 年蘇俄的穀物年產量只有四千八百二十萬噸。
17 L．N．克裏斯曼：《俄國大革命的英雄詩時期》（莫斯科，1926 年版)，166
在“新經濟政策”的鼓舞下，經濟情況恢復得很快。及至
1928 年，蘇聯的穀物產量已經達到 1913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但
還不及 1913 年帝俄時代的水準。
政府想方設法要激起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曾信
誓旦旦，說要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但這只是用來騙人的空
頭支票，從未實現。實際上，因為資金都用在搞工業化方面去
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的水準，生活水準已經下降到
難以糊口的地步。及至 1933 年，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到約合搞
工業化之前 (1926-27 年) 的十分之一。蘇聯的經濟史專家阿勒
克諾夫?諾維 (Aleclof Nove) 說道：“1933 年的生活水準降低到最低
點。在承平時期而人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到難以糊口的地步，這是
史無前例的。”
。。。生產者和仲介人總有辦法繞過官方的檢查，
私下進行貿易。共產黨人把自由市場視為資本
主義的溫床，決心要消災它。但自由市場並未絕跡，它轉入地
下，成為黑市。不久之後，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
濟。
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
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但紙幣氾濫成災，物
價飛漲：
及至 1923 年，蘇俄的物價較之 1917 年的物價已經漲了
一萬萬倍。但又不能不用貨幣，不用貨幣，會使蘇維埃的各項企
業無法記賬，也無法計算業務往來。
這種不懂裝懂的企業管理，再加上內戰的影響，就造成災
難性的後果，各項生產指標一落千丈。1920 年蘇俄重工業的總
產量，僅及 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總產量的 18 %。煤炭產量跌到
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7 %，而鋼鐵產量則跌到只合 1913 年產量
的 2.4 %。1921 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數的一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三分之一16。有一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
家描述 1917 年至 1920 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
前所未有的”17一場大災難。
1913 年帝俄時代的穀物年產量為七千八百二十萬噸， 而
1920 年蘇俄的穀物年產量只有四千八百二十萬噸。
17 L．N．克裏斯曼：《俄國大革命的英雄詩時期》（莫斯科，1926 年版)，166
在“新經濟政策”的鼓舞下，經濟情況恢復得很快。及至
1928 年，蘇聯的穀物產量已經達到 1913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但
還不及 1913 年帝俄時代的水準。
政府想方設法要激起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曾信
誓旦旦，說要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但這只是用來騙人的空
頭支票，從未實現。實際上，因為資金都用在搞工業化方面去
了，不得不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的水準，生活水準已經下降到
難以糊口的地步。及至 1933 年，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到約合搞
工業化之前 (1926-27 年) 的十分之一。蘇聯的經濟史專家阿勒
克諾夫?諾維 (Aleclof Nove) 說道：“1933 年的生活水準降低到最低
點。在承平時期而人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到難以糊口的地步，這是
史無前例的。”
“極權主義的性质”
“極權主義的性质”
“極權主義的統治，是力圖實現那永遠不能實現的幻
想。它要把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和命叨贾渺端墓茌犞?br /> 下， 由它來任意支配，這就決定了它只能零零星星地來
做。極權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其目標是永遠無法全部完成
的 。 它 只 能 是 一 種 政 治 傾 向 ， 一 種 要 統 治 別 人 的 權 勢
欲……極權主義的統治，並沒有什麼貫徹始終的全盤規
劃，也不是在每一個地區都有同樣的行政效力。它原是企
望能有一個全盤規劃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許已經做到接
近這一目標，但就其總體而言，極權主義政府的行政措施
必然是多種多樣的，一會兒猛，一會兒寬，政策因人因地
而異，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極權主義的特徵常常和非極
權主義的特徵混雜在一起，使人難以辨識，無所適從。正
因為極權主義的政策是那樣模糊不清，那樣不可捉摸，那
樣難以掌握，所以其所造成的結果是那樣可怕，那樣令人
- 118 -
窒息。……極權主義的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結果只是
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極權主義政權下的人們，性格上帶有
某種特徵，那是所有的外邊人都非常難以理解的。”10
10 漢斯·u24067X克漢姆：《極權主義的統治》（康州、米德爾頓，1968 年版), 第
38—39 頁。
“極權主義的統治，是力圖實現那永遠不能實現的幻
想。它要把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和命叨贾渺端墓茌犞?br /> 下， 由它來任意支配，這就決定了它只能零零星星地來
做。極權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其目標是永遠無法全部完成
的 。 它 只 能 是 一 種 政 治 傾 向 ， 一 種 要 統 治 別 人 的 權 勢
欲……極權主義的統治，並沒有什麼貫徹始終的全盤規
劃，也不是在每一個地區都有同樣的行政效力。它原是企
望能有一個全盤規劃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許已經做到接
近這一目標，但就其總體而言，極權主義政府的行政措施
必然是多種多樣的，一會兒猛，一會兒寬，政策因人因地
而異，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極權主義的特徵常常和非極
權主義的特徵混雜在一起，使人難以辨識，無所適從。正
因為極權主義的政策是那樣模糊不清，那樣不可捉摸，那
樣難以掌握，所以其所造成的結果是那樣可怕，那樣令人
- 118 -
窒息。……極權主義的企圖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結果只是
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極權主義政權下的人們，性格上帶有
某種特徵，那是所有的外邊人都非常難以理解的。”10
10 漢斯·u24067X克漢姆：《極權主義的統治》（康州、米德爾頓，1968 年版), 第
38—39 頁。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原创]终于发现毛主义的秘密了，毛派人都来看看 Post By：2008-11-29 13:49:10
[原创]终于发现毛主义的秘密了，毛派人都来看看 Post By：2008-11-29 13:49:10
http://www.fh21.com.cn/xl/zhishi/18.htm
偏执型人格障碍
之 案例
偏执型人格又叫妄想型人格。其行为特点常常表现为：
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
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
爱嫉妒，对别人获得成就或荣誉感到紧张不安，妒火中烧，不是寻衅争吵，就是在背后说风凉话，或公开抱怨和指责别人；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在工作和学习上往往言过其实；
同时又很自卑，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的动机和愿望，认为别人存心不良；
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
如果建立家庭，常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等等。
持这种人格的人在家不能和睦，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别人只好对他敬而远之。
一、表现特征
为了便于诊断，《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将偏执型人格的特征描述为：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道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三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人格的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因此在社会上人数和比例确实不详。据l988年上海市青少年心理卫生调查资料表明，这种人格障碍的人数占心理障碍总人数的5．8％，实际情况可能要超过这个比例。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中以男性较多见，且以胆汁质或外向型性格的人居多。
二、治疗方法
对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治疗应采用心理治疗为主，以克服多疑敏感、固执、不安全感和自我中心的人格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认知提高法。由于患者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不会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以首先要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交流情感，向他们全面介绍其自身人格障碍的性质、特点、危害性及纠正方法，使其对自己有一正确、客观的认识，并自觉自愿产生要求改变自身人格缺陷的愿望。这是进一步进行心理治疗的先决条件。
2．交友训练法。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交友活动，在交友中学会信任别人，消除不安感。交友训练的原则和要领是：
(1)真诚相见，以诚交心。本人必须采取诚心诚意、肝胆相照的态度积极地交友。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友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信赖的，不应该对朋友，尤其是知心朋友存在偏见和不信任态度。必须明确，交友的目的在于克服偏执心理，寻求友谊和帮助，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心理障碍。
(2)交往中尽量主动给予知心朋友各种帮助。这有助于以心换心，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巩固友谊。尤其当别人有困难时，更应鼎力相助，患难中知真情，这样才能取得朋友的信赖和增强友谊。
(3)注意交友的“心理相客原则，，。性格、脾气的相似和一致，有助于心理相容，搞好朋友关系。另外，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兴趣爱好等亦存在“心理相容”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心理相容的条件是思想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相似和一致，所谓“志同道合”。这是发展合作、巩固友谊的心理基础。
3．自我疗法。具有偏执型人格的人喜欢走极端，这与其头脑里的非理性观念相关联。因此，要改变偏执行为，偏执型人格患者首先必须分析自己的非理性观念。如：
①我不能容忍别人一丝一毫的不忠。
②世上没有好人，我只相信自己。
②对别人的进攻，我必须立目p予以强烈反击，要让他知道我比他更强。
④我不能表现出温柔，这会给人一种不强健的感觉。
现在对这些观念加以改造，以除去其中极端偏激的成份。
①我不是说一不二的君王，别人偶尔的不忠应该原谅。
②世上好人和坏人都存在，我应该相信那些好人。
③对别人的进攻，马上反击未必是上策，而且我必须首先辨清是否真的受到了攻击。
④我不敢表示真实的情感，这本身就是虚弱的表现。
每当故态复萌时，就应该把改造过的合理化观念默念一遍，以此来阻止自己的偏激行为。有时自己不知不觉表现出了偏激行为、事后应重新分析当时的想法，我出当时的非理性观念，然后加以改造，以防下次再犯。
4．敌意纠正训练法。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采取以下训练方法，有助于克服敌意对抗心理。
(1)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于“敌对心理”的旋涡中。事先自我提醒和警告，处世待人时注意纠正，这样会明显减轻敌意心理和强烈的情绪反应。
(2)要懂得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基本道理。要学会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说感谢的话，而不要不疼不痒地说一声“谢谢”，更不能不理不睬。
(3)要学会向你认识的所有人微笑。可能开始时你很不习惯，做得不自然，但必须这样做，而且努力去做好。
(4)要在生活中学会忍让和有耐心。生活在复杂的大干世界中，冲突纠纷和摩擦是难免的，这时必须忍让和克制，不能让敌对的怒火烧得自己晕头转向，肝火旺旺。
http://www.fh21.com.cn/xl/zhishi/18.htm
偏执型人格障碍
之 案例
偏执型人格又叫妄想型人格。其行为特点常常表现为：
极度的感觉过敏，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
思想行为固执死板，敏感多疑、心胸狭隘；
爱嫉妒，对别人获得成就或荣誉感到紧张不安，妒火中烧，不是寻衅争吵，就是在背后说风凉话，或公开抱怨和指责别人；
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惯于把失败和责任归咎于他人，在工作和学习上往往言过其实；
同时又很自卑，总是过多过高地要求别人，但从来不信任别人的动机和愿望，认为别人存心不良；
不能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有问题易从个人感情出发，主观片面性大；
如果建立家庭，常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等等。
持这种人格的人在家不能和睦，在外不能与朋友、同事相处融洽，别人只好对他敬而远之。
一、表现特征
为了便于诊断，《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将偏执型人格的特征描述为：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道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三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人格的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因此在社会上人数和比例确实不详。据l988年上海市青少年心理卫生调查资料表明，这种人格障碍的人数占心理障碍总人数的5．8％，实际情况可能要超过这个比例。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中以男性较多见，且以胆汁质或外向型性格的人居多。
二、治疗方法
对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治疗应采用心理治疗为主，以克服多疑敏感、固执、不安全感和自我中心的人格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认知提高法。由于患者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不会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以首先要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交流情感，向他们全面介绍其自身人格障碍的性质、特点、危害性及纠正方法，使其对自己有一正确、客观的认识，并自觉自愿产生要求改变自身人格缺陷的愿望。这是进一步进行心理治疗的先决条件。
2．交友训练法。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交友活动，在交友中学会信任别人，消除不安感。交友训练的原则和要领是：
(1)真诚相见，以诚交心。本人必须采取诚心诚意、肝胆相照的态度积极地交友。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友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信赖的，不应该对朋友，尤其是知心朋友存在偏见和不信任态度。必须明确，交友的目的在于克服偏执心理，寻求友谊和帮助，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心理障碍。
(2)交往中尽量主动给予知心朋友各种帮助。这有助于以心换心，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巩固友谊。尤其当别人有困难时，更应鼎力相助，患难中知真情，这样才能取得朋友的信赖和增强友谊。
(3)注意交友的“心理相客原则，，。性格、脾气的相似和一致，有助于心理相容，搞好朋友关系。另外，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兴趣爱好等亦存在“心理相容”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心理相容的条件是思想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的相似和一致，所谓“志同道合”。这是发展合作、巩固友谊的心理基础。
3．自我疗法。具有偏执型人格的人喜欢走极端，这与其头脑里的非理性观念相关联。因此，要改变偏执行为，偏执型人格患者首先必须分析自己的非理性观念。如：
①我不能容忍别人一丝一毫的不忠。
②世上没有好人，我只相信自己。
②对别人的进攻，我必须立目p予以强烈反击，要让他知道我比他更强。
④我不能表现出温柔，这会给人一种不强健的感觉。
现在对这些观念加以改造，以除去其中极端偏激的成份。
①我不是说一不二的君王，别人偶尔的不忠应该原谅。
②世上好人和坏人都存在，我应该相信那些好人。
③对别人的进攻，马上反击未必是上策，而且我必须首先辨清是否真的受到了攻击。
④我不敢表示真实的情感，这本身就是虚弱的表现。
每当故态复萌时，就应该把改造过的合理化观念默念一遍，以此来阻止自己的偏激行为。有时自己不知不觉表现出了偏激行为、事后应重新分析当时的想法，我出当时的非理性观念，然后加以改造，以防下次再犯。
4．敌意纠正训练法。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采取以下训练方法，有助于克服敌意对抗心理。
(1)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于“敌对心理”的旋涡中。事先自我提醒和警告，处世待人时注意纠正，这样会明显减轻敌意心理和强烈的情绪反应。
(2)要懂得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基本道理。要学会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说感谢的话，而不要不疼不痒地说一声“谢谢”，更不能不理不睬。
(3)要学会向你认识的所有人微笑。可能开始时你很不习惯，做得不自然，但必须这样做，而且努力去做好。
(4)要在生活中学会忍让和有耐心。生活在复杂的大干世界中，冲突纠纷和摩擦是难免的，这时必须忍让和克制，不能让敌对的怒火烧得自己晕头转向，肝火旺旺。
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毁书录
删节
社会主义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 2008年5月
被删去的附在最后的“跋”，大约3万多字。
自由论 出版年: 2003-12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西潮 岳麓
大学时候读的就是这本。刚刚从书架上把这本跟岳麓书社的那本《西潮·新潮》大体做了一个比较。后者内容明显比前者丰富，但有朋友曾说岳麓出版的那本有不少删节
问学谏往录出版社: 黄山书社
根据她提供的这份被删节部分，对照着阅读，略有的几处小错误修改了一下，并加进了被阉割前后的相关部分文字。黄山书社版，我统计了一下，共删除了1306字（不算标点符号）。有点可笑得是，在第195页，明明删除了220字，编者注中标着22字。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书还是不错的，就是删节太扫兴了，原书代码就在旁边，我记得好象是291页介绍江清的正好少了 感觉文革部分改得太多。 民国中间有几页连起来的没有小节的就一段
极权主义的起源 三联书店
三联做的删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删的。三联不可能愿意公布的。如果有人愿意，可以做一个校对啊。我可以打印一份原样未删节的，寄送给你。“内部发行”是一种障眼法吧，不过都没障任何人的眼，所以，更多是一种表示低调、表示服从的姿态吧。真正的内部发行图书使用内部统一书号，印刷量有严格限制 根本不用isbn 这种内部发行是出版社的推销手段
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07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新星出版社
2004-2-1 光荣与梦想(上下)
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海南出版社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88
一定程度上讲，《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在满足求知欲的层面是达到了预定要求，但是却忽略了学术规范，注释一概没有翻译，另外在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略微提及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的翻译，最后部分甚至是把意思给弄反了。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自由宪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致命的自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与东西德回忆 中央编译
《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商务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高等教育 机械
张五常：《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
顾准全集 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文集 贵州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安大
（美）傅高义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明史 百花05年
房龙人类文明史 05东方
房龙美国史 05东方
日瓦戈医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会行动的结构 译林出版社
八十年代访谈录
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
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师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清七十年 广西师范
袁氏当国 广西师范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
胡适的声音 广西师范版
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
储安平文集(上下)东方
逝去的年代
自由与权力 阿克顿 商务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文集第6卷) ￥39.8, 余英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黑暗时代的人们》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译按：这里发出拙译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若干章节。该书在正式出版时，由于政治原因而删节了部分敏感内
《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
见桥中国史民国部分 49年以后部分 所有版本
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
士与中国文化
黑信封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论小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反对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血酬定律
中国农民调查
往事并不如烟
伶人往事
自由的历史 贵州
《冀淑英文集》
《魂兮归来》叶永烈
《读书与藏书之间》辛德勇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
《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引进时中文简体删节
《台北人》白先勇 白先勇的《台北人》几个短篇是照台湾尔雅版整理的，原文刷自电子花城版，发现有少量删节和改动。
《钱穆传》陈勇 有删节
社会分层(第2版)/社会学教材经典译丛((美)戴维·格伦斯基,华夏出版社
译成中文时，对个别观点进行了删节
《随意集》张五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中国制度史吕思勉05
社会学 06 社会文献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国内的《资本论》都是删节加改造版
可以翻翻朱执信翻译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再去翻一下德文原版，再看看现在的译本。似乎会有非常有趣的收获
PS：国内搞这行的学界都不是学界。以前我们叫XXX主义神学院，后来意识到神学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现在改叫大内
呵呵呵呵呵呵……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哈（我不语，我一哥们就干这个的，掌故内幕小道大道听了成千上万所以我不语。其名言曰再美的苍蝇也是苍蝇。今天给江core写传的由神学院转为外来和尚，除了模拟毛爷爷以外，怕是总有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想，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委实是好哄。——中国人勤劳勇敢，而且好骗）
苏菲的世界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毛选四卷》也删过，比如什么喊『蒋委员长万岁』
《列宁全集》也删过，我知道的就有《四月提纲》
《胡适晚年谈话录》
《黄侃传》
《汉语音韵》王力
《音韵学教程》唐作藩
《中国文字学》唐兰
顾颉刚（关于五帝研究的一本书）
錢 穆（部分）
《古代神话与民族》丁山（部分）
黎東方（细说系列的某几本，似乎还不是他写的`~`）
《明史四讲》吳晗
《书林清话》
《东晋门阀政治》
《中国史学史纲要》王树民
《史学三书》嚴耕望
余英時（都没看完）
《中国近代史》蔣廷黻
《目录学发微》余嘉錫
《魏晋玄学论稿》湯用彤（部分）
《中国哲学史十九讲》牟宗三（因为老扯康德，不读了）
南懷瑾（部分）
《將軍底頭》、《唐诗百话》施青萍
《文选导读》屈守元
《围城》錢鍾書
《红楼梦魇》张爱玲
《棋王》 阿城
《受戒》 汪曾祺
《將軍族》 陳映真
张爱玲（长篇以外的一部分）
《红学小讲》周汝昌
《魯迅杂文选》
萧红散文（部分）
《台北人》白先勇（部分）
《柯灵散文》
《京华烟云》林和樂
《林语堂传》
《徐志摩传》韩石山
《杨宪益传》
《朱自清传》
《梁实秋传》
《沈从文传》
《钱穆传》陈勇
《林徽因传》（美丽与哀愁系列）
《郁达夫传》
《血色闻一多》
《馮友蘭自传》
知堂散文（若干）
《中国学术史随笔》曹聚仁
廢名散文（部分）
《禅外说禅》张中行
《洗澡》楊 絳
《孔子传》钱穆
《现代英文选评注》夏濟安
《乡土中国》費孝通
邓云乡文集（忘了哪本）
《道教史》许地山（很不满意）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澄（读到崩溃）
《中国人史纲》柏杨（垃圾）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李零
《胡适传》罗志田
《周作人传》钱理群
《文献学概要》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佛教常识问答》赵朴初
徐訏的《鬼恋》
卫斯理（若干）
《城南旧事》（部分）
《一地鸡毛》 刘震云
《活着》余华
《雷雨》、《日出》曹禺
《1957：苦难的祭坛》（不好）
《阅读梁启超》夏晓虹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
《中国古代房内考》高罗佩
《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李敖大全集》：40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大陆罕有的疯狂删节原著的“洁本”，许多删节，即使依照严格的大陆标准，也是莫名其妙的，大概是编者删的高兴，信手发挥的缘故。揣摩删节者的心理，大致有：
一、关于大陆现实的敏感问题，例如89事件的地方，删节颇多。
二、关于中共早期历史的一些地方。
三、关于“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类的一些论述。
四、为其他尊者讳。对孙中山不敬的一些文字全被删去。
五，敦睦邦交，不敢得罪外国。例如对有关外蒙古“独立”的文章全被删去。
六、“有伤风化”的地方。例如关于中国性研究的“鸡巴考”等文章，《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关于性交的一些文字。
七、还有一些完全莫名其妙，无法想出原因的删节，只能归之于党棍编者的特殊心理。
《李敖大全集》删节虽多，但编者好歹还在删节之处著明，对于整篇删去的文章亦列出篇目。后来友谊出版社出版李敖的书，不但继续删节，而且连这道说明的工序也省了。
《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有关“社会主义”“斯大林”等论述有删节，但未作任何说明。
《直面历史——希拉里自传》：美国前第一夫人的自传。译林版。涉及中国的内容作了一些删节，但未作说明。
有网友言：“希拉里回忆录也删了，搞得克夫人大发雷霆，声称要告那出版社（希拉里可是法律出身），我在网上找到过被删的英文部分，说的是当希拉里一行私底下到北京某饭店吃饭时，不知哪里的风声传出去，一会儿那条大街全部换上了相貌堂堂英俊潇酒的年轻小伙，原来的凡夫走卒全不见了，还有被删的部份包括对GCD的抱怨及被关押政治犯的评论等。”
《戈尔巴乔夫自传》：中译本没有作过删改的说明。可在书中找不到戈氏对自己在1989年那个中国的特殊时刻访华时的记录，故怀疑这里中文版有删节。
《往事并不如烟》：章怡和著。作者是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大陆版没有删改与否的说明。但对照香港版《最后的贵族》，真伪可鉴。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此书80年代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2004年江苏某出版社推出新版本，编者声称对原书作过部分删改。
《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著。张纯如，女，已自杀身亡。中文版编者说明对原书部分词句有删改。网上曾见过一篇帖子，有原文与大陆译本删改的对比。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三联书店版。据编者说明，该版本将原文的民国年号一律改成公元纪年，结果“民国四十六年”，就变成了“一九五七年”，弄得49年以后一直没有在大陆生活的钱穆好像也凛遵红朝正朔似的。
《傅斯年全集》：湖南某出版社出版。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其1947年致胡适信中谈论时局的几点被删去，以省略号代之，这纯粹是掩耳盗铃，因为这封信经常被引用，其他出版物都没有删节。
《江泽民传》：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在世领导人的传记。对于部分“敏感”语句有删节，但出版者未作说明。
《胡适全集》：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图书精品。出版者出版此书的目的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肯定和宣扬。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仍然有一些胡适的文章无法收入全集。这不是出版者的责任。出版者的本意是希望将胡适的全部文章都介绍过来。这和党棍编者出版的《李敖大全集》的那种删节之性质显然不同。
《胡适全集》，安徽教育版。下面引用（香港）凌文秀文章如下：
把现有的文章全部编起来，可以称“全集”，以后发现新的，再出“补编”，这是大家理解的编辑惯例，马、恩、列、斯、孙（中山）、鲁（迅）等人的全集，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现在编进《全集》，却还要去砍删，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最近买了《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套44册，2680元，颇为失望，该出版社实在愧对他们的乡贤先圣，简直是割在胡适的肉来卖钱，竟至不择手段。
首先，我认为这套书的编辑体例很混乱：1、胡适早有了《文存》等分类集子行世，全集大可用编年法。取分类，舍编年，却不在《著作系年》中标出各文在《全集》中的位置，查阅十分不便。2、同一出版社，已出过八大册《胡适日记》，这次几乎原封不动把《日记》在《全集》中重印一次。3、《日记》里英文译出，《书信》及《外文著作》却不译出。
尤其可恶的是，许多文章被抽去，抽去你认定的“反动文章”原无不可，但为什么仍用《全集》的名义呢？
例如第22册中，《整理说明》指《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两异文，一列于“1941年”，一列于“1949”年，结果正文中根本没有“1941年”，也没有“1949年”，整年整年的被抽掉。
其实该文在姜义华编的《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中已早曝光了，现在还来掩掩遮遮，很奇怪！即使只给出题目的“著译系年”亦有明显遗漏。编委中有贵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他们大约在检查官之下，亦不得已吧。
《胡适全集》如此，《陈独秀全集》恐怕就更遥遥无期了。
《殷海光文选》，《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版。删节甚多，删节理由，据出版者说，是殷氏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偏激意见”是“我们（谁？）所不能同意的”，所以作了删削。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复旦大学版。其删削情况，陈子善所写后记中交代甚详。陈氏称此书大陆简体字版只能出成这种样子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文学的前途》，夏志清著。书前编者表示有删节。据知删去的是评论张爱玲的“秧歌”、姜贵的“旋风”等部分——同样的内容也是大陆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要删节对象。而其兄长夏济安的专著《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人民公社制的溃败》等干脆就出不来。
《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著。此书的台湾香港版，共计三大本，大陆只有薄薄的一小本。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大陆的岳麓书店版的页数为650，台湾遠流出版社版的页数为1312。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我很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开始还以为没动过手术，实则不然。据达者告知，此书台湾版共计310页，大陆版，我刚翻过，209页。
错的离谱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二○○六年版
自由史论 译林出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版社商务印书馆二○○六年版安佳译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集体暴力的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此以前都是删节
《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08年首次出全本
《飘》 2006年首次出过全本
《新教伦理》 05年首次出陕西师范全本
《国富论》03年首出全本
《经济学原理(全五册)》08年马歇尔 姜文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往奴役之路 97年首出全本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
禁书
蒋介石秘录》翻译组
目前的版本为台湾版本，是从日文译出的最全的一部。此书在大陆最早的版本是八十年代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蒋介石秘录》，也比较全，主要内容都有；后被严查经办领导受处理；九十年代广西又出过一个两卷本的《蒋介石秘录》，内容删节较多。国内学者多引用湖南版，尽管被判为“不准出版物”。
关于该书内容真多假少，评价可见大陆学者蒋研究专员读蒋日记（南周上搜）
牛鬼蛇神錄
理论风云
天朝的崩溃 97年禁书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晚清七十年
逝去的年代
士与中国文化87年禁书
我反对
血酬定律
中国农民调查
往事并不如烟
伶人往事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社会主义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年: 2008年5月
被删去的附在最后的“跋”，大约3万多字。
自由论 出版年: 2003-12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西潮 岳麓
大学时候读的就是这本。刚刚从书架上把这本跟岳麓书社的那本《西潮·新潮》大体做了一个比较。后者内容明显比前者丰富，但有朋友曾说岳麓出版的那本有不少删节
问学谏往录出版社: 黄山书社
根据她提供的这份被删节部分，对照着阅读，略有的几处小错误修改了一下，并加进了被阉割前后的相关部分文字。黄山书社版，我统计了一下，共删除了1306字（不算标点符号）。有点可笑得是，在第195页，明明删除了220字，编者注中标着22字。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书还是不错的，就是删节太扫兴了，原书代码就在旁边，我记得好象是291页介绍江清的正好少了 感觉文革部分改得太多。 民国中间有几页连起来的没有小节的就一段
极权主义的起源 三联书店
三联做的删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删的。三联不可能愿意公布的。如果有人愿意，可以做一个校对啊。我可以打印一份原样未删节的，寄送给你。“内部发行”是一种障眼法吧，不过都没障任何人的眼，所以，更多是一种表示低调、表示服从的姿态吧。真正的内部发行图书使用内部统一书号，印刷量有严格限制 根本不用isbn 这种内部发行是出版社的推销手段
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07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新星出版社
2004-2-1 光荣与梦想(上下)
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
海南出版社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88
一定程度上讲，《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八十年代的产物，在满足求知欲的层面是达到了预定要求，但是却忽略了学术规范，注释一概没有翻译，另外在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一书中略微提及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译本的翻译，最后部分甚至是把意思给弄反了。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吉林人民出版社
自由宪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致命的自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我与东西德回忆 中央编译
《经济解释》三卷本，张五常著 商务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高等教育 机械
张五常：《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
顾准全集 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顾准文集 贵州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安大
（美）傅高义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明史 百花05年
房龙人类文明史 05东方
房龙美国史 05东方
日瓦戈医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会行动的结构 译林出版社
八十年代访谈录
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
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师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清七十年 广西师范
袁氏当国 广西师范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
胡适的声音 广西师范版
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
储安平文集(上下)东方
逝去的年代
自由与权力 阿克顿 商务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文集第6卷) ￥39.8, 余英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黑暗时代的人们》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译按：这里发出拙译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的若干章节。该书在正式出版时，由于政治原因而删节了部分敏感内
《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
见桥中国史民国部分 49年以后部分 所有版本
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
士与中国文化
黑信封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论小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反对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血酬定律
中国农民调查
往事并不如烟
伶人往事
自由的历史 贵州
《冀淑英文集》
《魂兮归来》叶永烈
《读书与藏书之间》辛德勇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
《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引进时中文简体删节
《台北人》白先勇 白先勇的《台北人》几个短篇是照台湾尔雅版整理的，原文刷自电子花城版，发现有少量删节和改动。
《钱穆传》陈勇 有删节
社会分层(第2版)/社会学教材经典译丛((美)戴维·格伦斯基,华夏出版社
译成中文时，对个别观点进行了删节
《随意集》张五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中国制度史吕思勉05
社会学 06 社会文献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国内的《资本论》都是删节加改造版
可以翻翻朱执信翻译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再去翻一下德文原版，再看看现在的译本。似乎会有非常有趣的收获
PS：国内搞这行的学界都不是学界。以前我们叫XXX主义神学院，后来意识到神学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现在改叫大内
呵呵呵呵呵呵……今天天气哈哈哈哈哈（我不语，我一哥们就干这个的，掌故内幕小道大道听了成千上万所以我不语。其名言曰再美的苍蝇也是苍蝇。今天给江core写传的由神学院转为外来和尚，除了模拟毛爷爷以外，怕是总有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想，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委实是好哄。——中国人勤劳勇敢，而且好骗）
苏菲的世界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毛选四卷》也删过，比如什么喊『蒋委员长万岁』
《列宁全集》也删过，我知道的就有《四月提纲》
《胡适晚年谈话录》
《黄侃传》
《汉语音韵》王力
《音韵学教程》唐作藩
《中国文字学》唐兰
顾颉刚（关于五帝研究的一本书）
錢 穆（部分）
《古代神话与民族》丁山（部分）
黎東方（细说系列的某几本，似乎还不是他写的`~`）
《明史四讲》吳晗
《书林清话》
《东晋门阀政治》
《中国史学史纲要》王树民
《史学三书》嚴耕望
余英時（都没看完）
《中国近代史》蔣廷黻
《目录学发微》余嘉錫
《魏晋玄学论稿》湯用彤（部分）
《中国哲学史十九讲》牟宗三（因为老扯康德，不读了）
南懷瑾（部分）
《將軍底頭》、《唐诗百话》施青萍
《文选导读》屈守元
《围城》錢鍾書
《红楼梦魇》张爱玲
《棋王》 阿城
《受戒》 汪曾祺
《將軍族》 陳映真
张爱玲（长篇以外的一部分）
《红学小讲》周汝昌
《魯迅杂文选》
萧红散文（部分）
《台北人》白先勇（部分）
《柯灵散文》
《京华烟云》林和樂
《林语堂传》
《徐志摩传》韩石山
《杨宪益传》
《朱自清传》
《梁实秋传》
《沈从文传》
《钱穆传》陈勇
《林徽因传》（美丽与哀愁系列）
《郁达夫传》
《血色闻一多》
《馮友蘭自传》
知堂散文（若干）
《中国学术史随笔》曹聚仁
廢名散文（部分）
《禅外说禅》张中行
《洗澡》楊 絳
《孔子传》钱穆
《现代英文选评注》夏濟安
《乡土中国》費孝通
邓云乡文集（忘了哪本）
《道教史》许地山（很不满意）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澄（读到崩溃）
《中国人史纲》柏杨（垃圾）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李零
《胡适传》罗志田
《周作人传》钱理群
《文献学概要》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佛教常识问答》赵朴初
徐訏的《鬼恋》
卫斯理（若干）
《城南旧事》（部分）
《一地鸡毛》 刘震云
《活着》余华
《雷雨》、《日出》曹禺
《1957：苦难的祭坛》（不好）
《阅读梁启超》夏晓虹
《我的哈佛岁月》李欧梵
《中国古代房内考》高罗佩
《魂归何处——张爱玲传》
《李敖大全集》：40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大陆罕有的疯狂删节原著的“洁本”，许多删节，即使依照严格的大陆标准，也是莫名其妙的，大概是编者删的高兴，信手发挥的缘故。揣摩删节者的心理，大致有：
一、关于大陆现实的敏感问题，例如89事件的地方，删节颇多。
二、关于中共早期历史的一些地方。
三、关于“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类的一些论述。
四、为其他尊者讳。对孙中山不敬的一些文字全被删去。
五，敦睦邦交，不敢得罪外国。例如对有关外蒙古“独立”的文章全被删去。
六、“有伤风化”的地方。例如关于中国性研究的“鸡巴考”等文章，《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关于性交的一些文字。
七、还有一些完全莫名其妙，无法想出原因的删节，只能归之于党棍编者的特殊心理。
《李敖大全集》删节虽多，但编者好歹还在删节之处著明，对于整篇删去的文章亦列出篇目。后来友谊出版社出版李敖的书，不但继续删节，而且连这道说明的工序也省了。
《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有关“社会主义”“斯大林”等论述有删节，但未作任何说明。
《直面历史——希拉里自传》：美国前第一夫人的自传。译林版。涉及中国的内容作了一些删节，但未作说明。
有网友言：“希拉里回忆录也删了，搞得克夫人大发雷霆，声称要告那出版社（希拉里可是法律出身），我在网上找到过被删的英文部分，说的是当希拉里一行私底下到北京某饭店吃饭时，不知哪里的风声传出去，一会儿那条大街全部换上了相貌堂堂英俊潇酒的年轻小伙，原来的凡夫走卒全不见了，还有被删的部份包括对GCD的抱怨及被关押政治犯的评论等。”
《戈尔巴乔夫自传》：中译本没有作过删改的说明。可在书中找不到戈氏对自己在1989年那个中国的特殊时刻访华时的记录，故怀疑这里中文版有删节。
《往事并不如烟》：章怡和著。作者是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大陆版没有删改与否的说明。但对照香港版《最后的贵族》，真伪可鉴。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此书80年代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2004年江苏某出版社推出新版本，编者声称对原书作过部分删改。
《南京大屠杀》：张纯如著。张纯如，女，已自杀身亡。中文版编者说明对原书部分词句有删改。网上曾见过一篇帖子，有原文与大陆译本删改的对比。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三联书店版。据编者说明，该版本将原文的民国年号一律改成公元纪年，结果“民国四十六年”，就变成了“一九五七年”，弄得49年以后一直没有在大陆生活的钱穆好像也凛遵红朝正朔似的。
《傅斯年全集》：湖南某出版社出版。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其1947年致胡适信中谈论时局的几点被删去，以省略号代之，这纯粹是掩耳盗铃，因为这封信经常被引用，其他出版物都没有删节。
《江泽民传》：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在世领导人的传记。对于部分“敏感”语句有删节，但出版者未作说明。
《胡适全集》：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图书精品。出版者出版此书的目的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肯定和宣扬。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仍然有一些胡适的文章无法收入全集。这不是出版者的责任。出版者的本意是希望将胡适的全部文章都介绍过来。这和党棍编者出版的《李敖大全集》的那种删节之性质显然不同。
《胡适全集》，安徽教育版。下面引用（香港）凌文秀文章如下：
把现有的文章全部编起来，可以称“全集”，以后发现新的，再出“补编”，这是大家理解的编辑惯例，马、恩、列、斯、孙（中山）、鲁（迅）等人的全集，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现在编进《全集》，却还要去砍删，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最近买了《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套44册，2680元，颇为失望，该出版社实在愧对他们的乡贤先圣，简直是割在胡适的肉来卖钱，竟至不择手段。
首先，我认为这套书的编辑体例很混乱：1、胡适早有了《文存》等分类集子行世，全集大可用编年法。取分类，舍编年，却不在《著作系年》中标出各文在《全集》中的位置，查阅十分不便。2、同一出版社，已出过八大册《胡适日记》，这次几乎原封不动把《日记》在《全集》中重印一次。3、《日记》里英文译出，《书信》及《外文著作》却不译出。
尤其可恶的是，许多文章被抽去，抽去你认定的“反动文章”原无不可，但为什么仍用《全集》的名义呢？
例如第22册中，《整理说明》指《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两异文，一列于“1941年”，一列于“1949”年，结果正文中根本没有“1941年”，也没有“1949年”，整年整年的被抽掉。
其实该文在姜义华编的《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中已早曝光了，现在还来掩掩遮遮，很奇怪！即使只给出题目的“著译系年”亦有明显遗漏。编委中有贵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他们大约在检查官之下，亦不得已吧。
《胡适全集》如此，《陈独秀全集》恐怕就更遥遥无期了。
《殷海光文选》，《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版。删节甚多，删节理由，据出版者说，是殷氏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偏激意见”是“我们（谁？）所不能同意的”，所以作了删削。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复旦大学版。其删削情况，陈子善所写后记中交代甚详。陈氏称此书大陆简体字版只能出成这种样子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文学的前途》，夏志清著。书前编者表示有删节。据知删去的是评论张爱玲的“秧歌”、姜贵的“旋风”等部分——同样的内容也是大陆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要删节对象。而其兄长夏济安的专著《隐喻、神话、仪式和人民公社》、《下放运动》、《人民公社制的溃败》等干脆就出不来。
《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著。此书的台湾香港版，共计三大本，大陆只有薄薄的一小本。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大陆的岳麓书店版的页数为650，台湾遠流出版社版的页数为1312。
《袁氏当国》：唐德刚著。我很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开始还以为没动过手术，实则不然。据达者告知，此书台湾版共计310页，大陆版，我刚翻过，209页。
错的离谱
《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二○○六年版
自由史论 译林出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版社商务印书馆二○○六年版安佳译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集体暴力的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此以前都是删节
《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08年首次出全本
《飘》 2006年首次出过全本
《新教伦理》 05年首次出陕西师范全本
《国富论》03年首出全本
《经济学原理(全五册)》08年马歇尔 姜文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往奴役之路 97年首出全本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
禁书
蒋介石秘录》翻译组
目前的版本为台湾版本，是从日文译出的最全的一部。此书在大陆最早的版本是八十年代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蒋介石秘录》，也比较全，主要内容都有；后被严查经办领导受处理；九十年代广西又出过一个两卷本的《蒋介石秘录》，内容删节较多。国内学者多引用湖南版，尽管被判为“不准出版物”。
关于该书内容真多假少，评价可见大陆学者蒋研究专员读蒋日记（南周上搜）
牛鬼蛇神錄
理论风云
天朝的崩溃 97年禁书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晚清七十年
逝去的年代
士与中国文化87年禁书
我反对
血酬定律
中国农民调查
往事并不如烟
伶人往事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
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
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
周其仁
传统的理念，把国家财政行为界定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取之于民”固然不容易，“用之于民”却往往更难。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吧。税收增长持续多年比经济增长快很多，应该是“取之于民易”的证据了。这里，“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各种加税的专家主张，提出来容易，被采纳更容易。这是我在《经济观察报》以前的专栏文章里讲过的，此处不再赘述。
“用之于民难”，又从何说起呢？当看到报道，某年国家财政开支等于财政收入时，那难道不是说，取之于民的全部用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但常识说，财政开支不等于“用之于民”——因为政府花钱不可能处处遵守“用之于民”的原则。问题是，要指证哪些财政开支违背了原则并不容易。比方我见到国家财政机关的办公楼比许多其他国家的豪华，不免心里嘀咕。可这顶多只是个人之见，构不成“用之于民难”的证据。
所幸的是，最近几年国家审计长的报告，提供了权威证据。顺便提一句，每年审计报告发表后，媒体少不了以“风暴”做大标题。我以为不合适。“风暴”再猛，总是来得疾、去得快。政府和国有机构的大把银子是否用之于民，监督要持之以恒，不可以一阵风就过去的。
读最近两年审计长的报告，知道多少资源取之于民，却用之于官！不提那些明目张胆的挪用、挤占、挥霍和“吃”（2003年审计报告用过这个相当传神的词），单举一个不那么易引起公众震惊的例证：“2003年，财政部在批复和追加交通部预算时，同意交通部将车辆购置税4352亿元直接拨付地方交通部门，用于公路建设。”这好像只不过把款项换了一个地方。但审计长紧接着补充了一句：“……使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脱离了地方政府、人大的管理和监督。”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原来中央部门的款项拨到下面后，就成了地方交通部门自己“争取”来的钱，地方政府和人大除了高兴，还怎么监督？
几百亿遁入监管真空的人民币，能不能保证用之于民呢？审计长的报告没有说。但是我却从中看到近年全国14个交通厅长贪污腐败案的一个体制性根源。腐败厅长们手中有权，这当然是一个条件，但如果没有数额惊人的不受监督的公共款项，他们就是立志要翻身落马，也不容易。“权贵”者，“权”加大把可支配的资源——“贵”是也。
很清楚，取之于民的，不可能全部用之于民。天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达到了至善境地。可争取的，是用之于民的部分尽可能多，失之于民的尽可能少。但是审计报告告诉我们，要实现上述“次优”目标，困难也还不少。
基本的困难有两点。其一，目前审计远不是法定审计范围内的普查。别的不论，仅就“中央预算的执行”看，2003年审计报告说“审计55个中央部门和单位”，而2004年仅“审计38个部门”。究竟是中央部门减少了，还是审计范围没有全覆盖？报告语焉不详。但是我国法定审计范围惊人得庞大——包括中央预算，中央银行财务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家事业单位财务，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和决算，政府管理的专项基金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援助和贷款——现在年度审计完成的应该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其二，就是抽查的审计也很“随机”。比如2003年报告涉及对税收征管、专项基金（土地出让、扶贫、基础教育、基本养老保险、救灾）、财政资金投资效益、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家电力公司的审计；到2004年，题目就转为对18所高校、10家医院、科研基金、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财务，违规征地，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粮食风险基金、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10户中央国企的审计。两年的题目都很重大，且都分别发现了问题。但上年碰过的，下年都不碰了。我很想问：在审计署没有抽查的年份，那些出问题的部门的公共资源就会自动“用之于民”吗？
是不是批评审计署没有依法行政呢？不是。现存《审计法》只规定了法定审计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要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一轮审计。如果我们以上市公司作为比照——每家公司每个年度甚至季度都要进行财务审计。即使如此，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还是有不少。数目远为庞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和国有资产的存量和流量，仅仅靠“解决紧迫问题”的脉冲式抽查，行吗？
困难的根源是清楚的,这就是审计力量远远不足。由此改进的方向也明确，无非大幅度增加审计的编制和预算，以及全部整改和执法的费用。经济学的计算反正很可靠：只要增加的监督、审计、整改和执法代价，在边际上少于由此增加的可用之于民的收益，扩大审计开支就是合算的。今天若有人下注，把李金华的8万部属增加10倍、国家的净收益还将增加，我认为并不太离谱。
悖论来了：用于审计、整改、执法等的国家开支，本身算“用之于民”吗？从一个角度看，应该算。因为没有监督方面的投入，取之于民的钱财就根本不可能用之于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审计、办案等等的开销，再不能成为人民可享受的资源。财政多一块钱用于审计和执法，就要少一块钱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医院或公园。当经济学家推断说，最优监管水平就是增加的监管成本在边际上等于被监管资源浪费的增加时，他究竟在说什么？用常识来回答吧：你出价500元把偷盗500元财产的贼人捉拿归案，你的净损失正好就是500元。用之于民难，难上还有难呀。
结论是，除非增加其他限制条件，我们不能逼近尽可能增加用之于民部分的目标。这限制条件是什么，请读者想想吧，我们下文分解。
2005年8月16日
周其仁
传统的理念，把国家财政行为界定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取之于民”固然不容易，“用之于民”却往往更难。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吧。税收增长持续多年比经济增长快很多，应该是“取之于民易”的证据了。这里，“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各种加税的专家主张，提出来容易，被采纳更容易。这是我在《经济观察报》以前的专栏文章里讲过的，此处不再赘述。
“用之于民难”，又从何说起呢？当看到报道，某年国家财政开支等于财政收入时，那难道不是说，取之于民的全部用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但常识说，财政开支不等于“用之于民”——因为政府花钱不可能处处遵守“用之于民”的原则。问题是，要指证哪些财政开支违背了原则并不容易。比方我见到国家财政机关的办公楼比许多其他国家的豪华，不免心里嘀咕。可这顶多只是个人之见，构不成“用之于民难”的证据。
所幸的是，最近几年国家审计长的报告，提供了权威证据。顺便提一句，每年审计报告发表后，媒体少不了以“风暴”做大标题。我以为不合适。“风暴”再猛，总是来得疾、去得快。政府和国有机构的大把银子是否用之于民，监督要持之以恒，不可以一阵风就过去的。
读最近两年审计长的报告，知道多少资源取之于民，却用之于官！不提那些明目张胆的挪用、挤占、挥霍和“吃”（2003年审计报告用过这个相当传神的词），单举一个不那么易引起公众震惊的例证：“2003年，财政部在批复和追加交通部预算时，同意交通部将车辆购置税4352亿元直接拨付地方交通部门，用于公路建设。”这好像只不过把款项换了一个地方。但审计长紧接着补充了一句：“……使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脱离了地方政府、人大的管理和监督。”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原来中央部门的款项拨到下面后，就成了地方交通部门自己“争取”来的钱，地方政府和人大除了高兴，还怎么监督？
几百亿遁入监管真空的人民币，能不能保证用之于民呢？审计长的报告没有说。但是我却从中看到近年全国14个交通厅长贪污腐败案的一个体制性根源。腐败厅长们手中有权，这当然是一个条件，但如果没有数额惊人的不受监督的公共款项，他们就是立志要翻身落马，也不容易。“权贵”者，“权”加大把可支配的资源——“贵”是也。
很清楚，取之于民的，不可能全部用之于民。天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达到了至善境地。可争取的，是用之于民的部分尽可能多，失之于民的尽可能少。但是审计报告告诉我们，要实现上述“次优”目标，困难也还不少。
基本的困难有两点。其一，目前审计远不是法定审计范围内的普查。别的不论，仅就“中央预算的执行”看，2003年审计报告说“审计55个中央部门和单位”，而2004年仅“审计38个部门”。究竟是中央部门减少了，还是审计范围没有全覆盖？报告语焉不详。但是我国法定审计范围惊人得庞大——包括中央预算，中央银行财务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家事业单位财务，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和决算，政府管理的专项基金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援助和贷款——现在年度审计完成的应该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其二，就是抽查的审计也很“随机”。比如2003年报告涉及对税收征管、专项基金（土地出让、扶贫、基础教育、基本养老保险、救灾）、财政资金投资效益、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家电力公司的审计；到2004年，题目就转为对18所高校、10家医院、科研基金、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财务，违规征地，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粮食风险基金、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10户中央国企的审计。两年的题目都很重大，且都分别发现了问题。但上年碰过的，下年都不碰了。我很想问：在审计署没有抽查的年份，那些出问题的部门的公共资源就会自动“用之于民”吗？
是不是批评审计署没有依法行政呢？不是。现存《审计法》只规定了法定审计范围，并没有明确规定要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一轮审计。如果我们以上市公司作为比照——每家公司每个年度甚至季度都要进行财务审计。即使如此，上市公司出现的问题还是有不少。数目远为庞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和国有资产的存量和流量，仅仅靠“解决紧迫问题”的脉冲式抽查，行吗？
困难的根源是清楚的,这就是审计力量远远不足。由此改进的方向也明确，无非大幅度增加审计的编制和预算，以及全部整改和执法的费用。经济学的计算反正很可靠：只要增加的监督、审计、整改和执法代价，在边际上少于由此增加的可用之于民的收益，扩大审计开支就是合算的。今天若有人下注，把李金华的8万部属增加10倍、国家的净收益还将增加，我认为并不太离谱。
悖论来了：用于审计、整改、执法等的国家开支，本身算“用之于民”吗？从一个角度看，应该算。因为没有监督方面的投入，取之于民的钱财就根本不可能用之于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审计、办案等等的开销，再不能成为人民可享受的资源。财政多一块钱用于审计和执法，就要少一块钱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医院或公园。当经济学家推断说，最优监管水平就是增加的监管成本在边际上等于被监管资源浪费的增加时，他究竟在说什么？用常识来回答吧：你出价500元把偷盗500元财产的贼人捉拿归案，你的净损失正好就是500元。用之于民难，难上还有难呀。
结论是，除非增加其他限制条件，我们不能逼近尽可能增加用之于民部分的目标。这限制条件是什么，请读者想想吧，我们下文分解。
2005年8月16日
政府干预无助平稳经济
政府干预无助平稳经济作者:黄健明 2008-11-10 17:44:55 发表评论 [0] 推荐本文 正体
金融海啸以来，不少论者认为问题源于政府任由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缺乏政府干预的市场必以危机为终结。事实上，近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科网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啸，经济发展确实不脱泡沫、爆破（boom and bust）的色彩。直至现在为止，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周期的循环起伏并存，似乎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抚平经济周期。逻辑谬误由于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无法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不少意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强干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可惜这种想当然只是一个逻辑谬误，即使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确实会导致泡沫、爆破这样的经济周期（if A then B），却并不代表放弃现行制度、甚至反其道而行，便可解决问题（if not A then not B）。当然，也有论者尝试以实在的历史经验提供解决方法。就如《凯恩斯传》的作者史纪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便于〈凯恩斯预视了什么？〉（10月14日《华盛顿邮报》）一文指出：“凯恩斯提倡的学说认为，政府应弹性调节税收及公共开支，以遏抑通胀及阻止生产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间这套政策行之有效，发达国家年经济增长稳定地维持于3.2%，没有泡沫循环……接着鼓吹解放市场、撤去监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结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环又再出现。” 事实如何？美国在史纪德斯基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时期 ”（1950至1975年），平均每年实质经济增长约为3.8%（注一），而增长的波幅则为2.8%。随后的“市场主导时期”（1976年至2007 年），平均增长和波幅分别为3.1%和1.8%；即使加上金融海啸后市场对美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增长波幅也只会轻微上升不足0.1%。上述数字只能非常简单地描述两段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既不能准确找出不同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及波幅的影响，也不能因而得出“凯恩斯主义时期”较“ 市场主导时期”的经济更不稳定的结论。不过，这些数字至少指出，经济周期并非如史纪德斯基所言，在开放市场之后才“再次出现”，而经济在政府根据凯恩斯学说大加干预下也绝非“没有泡沫循环”。这个情况，不单美国如是，世界整体而言也是（注二）。有形之手徒劳无功经济固然有其起伏，但是以凯恩斯学说，利用政府调控税收、开支，甚或牺牲通胀来平稳经济之难，在于政府必须完全准确掌握实质经济情况，并能及时实施相应措施；这点从特区政府方才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大肆“派糖”，金融海啸却已临门、预期财赤再现，便可知政策推行与实际经济情况的重要时间差。除此之外，增加公共开支对于私人投资的负面影响、个人因为政府开支大增引致持续通胀或国债急升而调整预期及经济活动，均使凯恩斯学说中的政府有形之手在过去徒劳无功。面对金融海啸，把焦点集中于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甚或引致）经济周期、泡沬循环，抨击目前制度无法达到世人最为理想的境界，使经济从此以后跟随既定的轨道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事实是否存在一个更佳制度可以取以代之。这个或许有赖各界继续努力，但正如以宏观经济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所言，解决目前问题的答案不会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 （11月4日《金融时报》）。注一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 注二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金融海啸以来，不少论者认为问题源于政府任由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缺乏政府干预的市场必以危机为终结。事实上，近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科网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啸，经济发展确实不脱泡沫、爆破（boom and bust）的色彩。直至现在为止，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周期的循环起伏并存，似乎证明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抚平经济周期。逻辑谬误由于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无法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不少意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强干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可惜这种想当然只是一个逻辑谬误，即使市场主导的经济制度确实会导致泡沫、爆破这样的经济周期（if A then B），却并不代表放弃现行制度、甚至反其道而行，便可解决问题（if not A then not B）。当然，也有论者尝试以实在的历史经验提供解决方法。就如《凯恩斯传》的作者史纪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便于〈凯恩斯预视了什么？〉（10月14日《华盛顿邮报》）一文指出：“凯恩斯提倡的学说认为，政府应弹性调节税收及公共开支，以遏抑通胀及阻止生产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间这套政策行之有效，发达国家年经济增长稳定地维持于3.2%，没有泡沫循环……接着鼓吹解放市场、撤去监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结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环又再出现。” 事实如何？美国在史纪德斯基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时期 ”（1950至1975年），平均每年实质经济增长约为3.8%（注一），而增长的波幅则为2.8%。随后的“市场主导时期”（1976年至2007 年），平均增长和波幅分别为3.1%和1.8%；即使加上金融海啸后市场对美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增长波幅也只会轻微上升不足0.1%。上述数字只能非常简单地描述两段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既不能准确找出不同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及波幅的影响，也不能因而得出“凯恩斯主义时期”较“ 市场主导时期”的经济更不稳定的结论。不过，这些数字至少指出，经济周期并非如史纪德斯基所言，在开放市场之后才“再次出现”，而经济在政府根据凯恩斯学说大加干预下也绝非“没有泡沫循环”。这个情况，不单美国如是，世界整体而言也是（注二）。有形之手徒劳无功经济固然有其起伏，但是以凯恩斯学说，利用政府调控税收、开支，甚或牺牲通胀来平稳经济之难，在于政府必须完全准确掌握实质经济情况，并能及时实施相应措施；这点从特区政府方才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大肆“派糖”，金融海啸却已临门、预期财赤再现，便可知政策推行与实际经济情况的重要时间差。除此之外，增加公共开支对于私人投资的负面影响、个人因为政府开支大增引致持续通胀或国债急升而调整预期及经济活动，均使凯恩斯学说中的政府有形之手在过去徒劳无功。面对金融海啸，把焦点集中于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甚或引致）经济周期、泡沬循环，抨击目前制度无法达到世人最为理想的境界，使经济从此以后跟随既定的轨道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事实是否存在一个更佳制度可以取以代之。这个或许有赖各界继续努力，但正如以宏观经济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所言，解决目前问题的答案不会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 （11月4日《金融时报》）。注一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 注二 资料来源 Penn World
米塞斯：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米塞斯：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July 6, 2008 – 20:35 本文点击量：256 pv
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米塞斯/文彭定鼎/译
I 思想与行为
早期的历史学家几乎仅仅记述王公和武士的事迹和功勋。他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中缓慢发挥作用的变化很少或者根本不给予关注。他们对于学说、教义和心态的变化不屑一顾。即便是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件也很少被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提及。
大约一百多年前，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出现了。文化历史学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风俗习惯的变革。这些研究必然导致人们发现主宰人们行为的观念的主导作用。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主宰他们的思想的理论、学说、信念和心态的结果。人类历史中除了精神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切实的。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主宰人类精神的思想体系的变迁。习惯和制度是精神的产物。
作为动物，人必须适应地球上他生活的那个部分的自然条件。但是他的适应是用脑子进行的。历史的地缘学说未能认识到这个决定性的论点。环境只有通过人类精神的媒介才起作用。在白人定居者发展出现代美国文明的土地上，印第安土著民甚至未能发明轮子和马车。滑雪是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脉自然条件下十分有用的交通手段。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明了滑雪，而阿尔卑斯居民没有。几百年来——不，几千年来——这些农民在漫长的冬季里被封锁在山间家中，俯视峡谷里村庄、仰视其它农民的住宅望洋兴叹。但是串门的愿望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发明精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城镇居民给山区引进滑雪作为户外运动时，当地人对于他们眼中的这种滑稽玩具不屑一顾。很久以后他们才明白这些“玩具”是多么有用。
19世纪社会学家提出的一般环境论不比这个自然环境论更有用。每个人都受到他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环境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和状况本身就是住在以前几代人的行为的学说的产物。它们本身需要说明，它们不能用来代替说明。泰因（Taine）用艺术家和诗人所处的环境论述艺术史是正确的。但是广义历史学就需要更加深入；它不可把环境状况默认为无法进一步说明的资料。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精神受到人们生活其中的条件的影响。我们说必须把人类思想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源泉时，我们并不想说精神是某种舍此无它的不可分割的或者某种终极的东西事物，也不想说精神不受物质宇宙的限制。我们不论述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只需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的知识状况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人如何对外部事物做出反应。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队同样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一些人崇拜偶像而另一些人宁死不拜偶像？为什么亨利四世改变了其信仰以获得对法国的统治，而他的后代香波王亨利（Henry of Chambord）拒绝与革命……人妥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他就会丧失王权？除了诉诸控制人的行为的观念外，人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对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解读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是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决定精神的一个要素。如果试图用人类观念的产物说明思想就陷入死循环。人们必须适应生活其中的世界地自然状况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支持马克思的幼稚粗俗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这种适应是由思想产生的。为什么非洲的黑人没有发现对付威胁其生命和健康的病菌的方法，而为什么欧洲的学者发现了战胜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法？没有唯物主义能够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
II 各种学说的社会作用
科学不能对一切事物做出完全的说明。每个知识分支都要停留于一些——至少目前，或许永远——被视为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给定事实上。这些终极事实是赋予我们的经验的，它们无法被追溯到其它事实或者原因，它们是不可说明的。我们用“电”或者“生活”这样的名字称呼它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电或者生活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水和雷电是什么。
个体性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终极给定。每个历史学的研究都迟早到达除了归因于个体性就无法说明事实的地步。
我们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是他的过去的产物。出生时他就以其内生禀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他的所有祖先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的积淀。我们称之为生物遗传或者种族特性。在人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地受到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说明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他的思想。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笛卡尔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卡篷（Al Capone）成了匪徒。我们的最后一个词是：个体性。个体性是无法说明的。（Individum est ineffabile.）
在论述学说的起源、发展、逻辑蕴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声称它们是终极事实。学说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定其历史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们逃脱因果定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人如何创造或者生成观念和精神一无所知。只有在这个情形中我们能够称学说为终极事实。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些学说的运用有利于人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些是有害的。一些学说构建了社会合作而另一些破坏性的观念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相信破坏性学说必然由于其后果有害而丧失声誉。理智具有生物功能；它是人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适应中最有力的武器。但是相信人们在生存斗争中永远能够成功是错误的。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在适应过程中失败了，于是消亡了。一些种族和国家灭亡了，一些社会和文明解体了。大自然并没有禁止人们设想错误的观念构造有害的学说。一个学说被构造出来并且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并不能证明它不是破坏性的。一个学说可能是现代的、时髦的、普遍为人接受的但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和生存有害的。
我们必须研究学说的历史，因为只有它们给了我们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线索。
III 经验和社会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领域，我们有机会应用实验方法。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隔离各种变化条件并观察其行动。每个陈述都能够被实验征实或者证伪。
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无法诉诸实验方法，不能做实验。每个经验都是关于一大批现象的经验。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其它因素等同条件下仅仅一个因素的作用。因此，经验永远无法挣命或者证伪关于社会问题的陈述和理论。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而没有采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没有人愿意认可这样的陈述：经验已经证明，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和经济的经验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事实必须用我们的理论阐释，它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明，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关于历史事实的意义的讨论很快就成为对先验理论的检验并且脱离经验审视这些事实。这些理论逻辑上在先，它们先于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掌握这些经验的意义。
这些理论和学说，不论正确与否，不论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生存，不仅指导人类行为，它们同时还是我们借以理解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精神工具。离开了我们的理论和学说我们就无法观察社会事实。同一组事件根据观察者看待的观点不同而展现不同的方面。
一些非常时髦的见解严重错误判断了这些客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信社会事实能够以物理学确立物理事实的方式得到确立。（我们不必考虑那些到最新的发现的意义，这些发现使我们知道物理学家也承认观察的结果根据观察者观察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现在从德布洛伊、海森堡和其它当代科学家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它们认为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观念的，社会经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是先于理论的。它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从事件之流（stream of events）中选择某些发生（happenings）并认为它们是确定的事实的行动必然是我们的理论认识—-或者如某些人喜欢说的，我们的学说的先入之见（doctrinal prejudices）—-决定的。我们为什么把美国的收支状况当作事实而不关注马里兰州或者波士顿市或者曼哈顿区的收支状况？我们在研究德国货币的问题时为什么考虑德国的收支状况呢？因为这么做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是由一个非常明确的（我必须说，也是错误的）货币理论决定的。
统计学家们如果相信他们研究的只是纯粹事实，那么他们是弄错了。当理论推理使统计学家假定在不同的数字序列中存在因果关系时，他就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关联。没有这些理论前提，他根本就不注意显然的关联，而当他掌握的理论提示这样的关联时，他很快就能证明这样的关联存在。杰文斯相信他成功地证明了经济危机和太阳黑子的关联。另一方面，从来没有统计学家把鹤的数量与出生率的关联当真。（西方传统幼儿故事里说新生婴儿是鹤送来的——汉译者注）
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历史是被纳入统一的结构的事件的连续流。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使我们无法通过一次认知把握事件整体。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分析它们，从隔离的小事情入手，慢慢过渡到研究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把一些变化从生活之流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当作事实，这个行动不是现实生活的功能。它是我们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域里不存在纯粹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感知为事实的事物永远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结果。一个超人的完善智慧物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二十世纪的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的方式就不同于柏拉图、圣托马斯或者笛卡尔。我们的事实不同于他们的事实，一百年以后的人们的事实又不同。
社会事实是现实世界中被人类理智掌握的一个片断。构成事实的不仅仅是现实，同样也需要观察者的精神。
孤立的数字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任何孤立的事实——例如：布鲁图斯杀了凯撒——也是一样。类似的关于孤立的事实的陈述也没有深化我们的洞察，因而不能替代理论和哲学。但是每个结合不同事实的尝试——通过建立关联或者其它方法——都是我们的理论和学说的产物。在不同的学说背景下，同样的事件会得到不同的意义。同样的经验、同样的事实被持有不同理论的人们以颇为不同的方式看待。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对于（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于自由思想者和天主教徒、对于纳粹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对于经济学家和电影制片人不是相同的。美国新政、法国沦陷、凡尔赛条约和所有其它历史事实也是一样。当然了，每个派别都坚信只有它的解释是正确的，所有其它见解都由于错误理论的偏见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学说间的斗争不能通过压制一切持异议者解决。一个使其自身的见解成为唯一合法见解的政……并且取缔一切其它见解的政……并没有改变其纲领的学说性质。即使一个学说被普遍接受、不受非议，它仍然是学说。即使没有人挑战它，它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为了增进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的知识，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类行动学和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历史。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必需专注于对观念和学说的发展的研究。一切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尝试的第一步都必须是对引导指引人们造成这些变迁的观念的变迁的研究。
IV 各种学说和政治问题
政客们必须处理的问题不是大自然和自然条件给出的问题，而是对学说的信念状况提出的。
在16和17世纪有一个宗教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观念：不同教派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国家和平共处。为了宗教的统一而发动的战争使人们血流成河、毁坏了鲜花盛开的国度、毁灭了文明。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各个派别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毫无猜忌地合作共处。问题被解决了，它随着关于政府的任务的学说的改变而消失了。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各个语言群体在同一国家内共存的问题。它在一百年前不是问题，现在在美国也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它是中欧和东欧的严重威胁。美国人仍然难以认识到它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熟悉使之成为问题的那些学说。
说这些引起纷争、战争和革命的巨大的政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因而轻视它们是不对的。它们和人类行为的其它问题一样真切。它们是主宰当前政治的观念和理论的完整结构的产物。它们实际地存在于由这些学说决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法子解决。它们可能有一天随着造成了它们的整个观念结构的逐渐消失而消逝。
我们必须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离开。人对生活的自然条件的适应是他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产物。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可能宣称自然科学并不能解决世界之谜、回答人生根本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自然科学成功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今天地球上生活着比几百年几千年前多得多的人口，而且文明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远远超过前辈的舒适，这就是科学的用处的证明。每个成功的外科手术都在驳斥着诡辩的牢骚客的无端怀疑。
但是科学研究及其在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应用只能够在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人们通过劳动分工合作的世界上——发生。社会合作是理性和精神的产物。它可以被认为是上帝的礼物，或者是个自然现象，只要我们认识到思考的能力是人的天生才能。人们通过巧妙运用其才华创造了技术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技术技能和社会合作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是精神的产物。
我们不必回避，有一些问题自然科学无法解决。只要实验室的实验方法行得通，自然科学能够获得可以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陈述。自然科学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前进。实验室中安排的实验得出期待的结果，机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转，这些证明了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无可怀疑的正确性。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并不享有实验方法的优越条件。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个事实，因为其中的巨大涵义五可估量，还因为它被当代认识论和经济学完全无视。促进或者破坏社会合作的理论只能通过纯粹推理被证明或者证伪。它们无法接受简单的实验的检验。
这一点完全地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说的对立是毫无希望解决的。拉瓦锡用更加令人满意的理论取代燃素说的时候，他首先遭遇到旧观点的支持者的顽固反对。但是随着实验室实验的结果和新理论在技术实践上的应用，反对很快就消失了。休谟、李嘉图和门格尔的伟大的经济学成就就得不到类似的实验支持。它们必须经受抽象推理的检验。
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里，新的想法能够以少量资源在有限的领域实践。于是，富尔顿（Fulton）和贝尔（Bell）这样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们大多数同时代人嘲笑的计划。但是社会变革只能通过须要多数人支持的措施实现。自由贸易论者仅仅靠几个朋友的支持无法实现自由贸易，和平无法通过热爱和平的一些人士的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实现。社会学说需要公共舆论的支持才能起作用。数以百万计的乘火车旅行收听收音机的人们对铁路建造和经营、收音机原理一无所知，而社会如果要令人满意地运转，这些人就必须理解更加困难得多的社会合作的问题。于是，智力平庸的大多数、不喜欢思考的群众、迟钝于理解新的复杂观念的人们掌握决定权。他们的学说信念，不论多么粗俗幼稚，决定了事件的进程。社会的状态不是少数优秀人才主张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广大群众认为是正确的那些学说的结果。
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学说的对立是由于集团利益的冲突。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人类合作事业将是毫无希望的。如果由于个体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相互对立或者由于社会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相抵触而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持久和平和人际友好合作就永远无法形成；那么以和平为前提的文明现状就无法维系，人类注定灭亡；那么认为战争是唯一正常、自然和良好的人类交往方式的纳粹就是正确的；那么不与对手辩论而是消灭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就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文明不过就是无耻的谎言而其成就，就像松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是魔鬼的创造。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学说的状态决定的。需要考察的是，一种从—-正确地理解的—-每个个体利益地立场看能够被认为满意的社会组织状态能否实现。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必然把今天的斗争视为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解体的序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至少能够设想另一种结果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导致了争端？
不管怎么说，争端是学说的后果。即使那些相信争端是真实的必然的利益对立地不可避免的后果的人们也不否认，为了指导人的行动，这些真实的对立必须用理智理解。只有知道利益所在、怎么做才能增进利益，人才能为自身利益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致认为，使阶级、国家和个体误解期真正利益并且信奉有害于自身福祉的学说的精神状态能够而且曾经深入人心。尽管他们一再重复说存在通过某个神秘的过程创造出适当的观念，他们却总是颂扬他们的伟人发现了这些观念，他们承认一些人的观念不适合于他们的存在，他们也相信灌输给人们适合于存在的学说需要宣传。由此可见，他们也承认引起争端的是学说而不是单纯的事态。
还有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人们由于内在品性或者环境而持有特定的世界观或者哲学。持有不同哲学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有分歧；他们的见解永远无法调和，永远达不成一致。真相并非如此。所有人，不论分裂他们的……派路线如何，在世界上都希望得到同样的事物。他们想保护自己的和亲人的生命不受侵害，他们想增进其物质福祉。他们相互争斗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达到不同的目的，而是相反，因为—-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的时候—-他们认为其它人可能得到的满足阻碍了他们自身的改善。一度有禁欲主义者，他们真诚地完全地弃绝一切世俗追求，满足于过水中之鱼的生活。我们不必关注他们，因为这些罕见的圣人当然与争取更多食物更多奢侈的奋斗无关。人们在社会学说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在世界观上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之处是获得更多财富更多享乐的方法。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一切政……都向其追随者许诺更好的尘世生活。它们要求其……员们付出牺牲的根据是，这些牺牲是获得更多财富所必需的手段。它们宣称这些牺牲仅仅是暂时的，作为投资将得到丰厚回报。学说的争端是关于方法而不是终极目的的讨论。
政治争端是主张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伤害或者暴力威胁它人的学说的结果。另一方面，和平只能由和平合作胜于相互争斗的信念获得。纳粹走上了征服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他们的幸福不可或缺的。美国五十个州的人民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和平合作比打仗更适合他们的目标。大约一百年之前，一个不同的学说占据了美国人的精神，导致了血腥的内战。
可见，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必然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的研究。人们在制定法律和宪法、组织政……和军队、签署和撕毁条约、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战争或者革命的时候所做的是运用这些学说。我们生活在为学说造就的世界上，而且我们的环境由于变化着的学说的运用而持续变化。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这些学说的作用决定的。我们播种，但是我们的辛勤劳作不仅仅取决于上帝；其它人的行为对于我们的收成同等重要，而这些行动是由学说主宰的。
V 学说的适用性
从先入信仰或者个人偏好的观点评判各种学说不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我们无权用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它人的观念。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以什么为至善不是科学的义务。
我们在论述学说时只能运用一个标准。我们要问它们的实际运用能否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必须从那些运用学说以达到某些确定的目标的人的立场考察学说的适用性。我们必须考察它们是否适用于它们致力的目标。
我们不相信还有人把“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的古老原则按字面理解。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实现正义，才能平安。他们不想用正义摧毁世界，而是相反，想捍卫世界不受破坏。但是如果有人以摧毁文明使人类倒退到尼安德特人（欧洲的原始人——译者注）的状态为其行动的终极目的，那么我们也就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学说。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和绝大多数同胞并不疯狂，我们并不企盼毁灭而是企盼文明的进步，而且我们愿意捍卫文明抵御敌人的进攻。
判断一个学说还有第二个立场。我们可以考察它是逻辑自洽的还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个评判只是次要的，而且必须服从上面提到的适用性标准。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是错误的，仅仅因为它的运用不会达到目的。
称这种判断学说的方法为实用主义是错误的。我们关注的不是真实性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学说，也就是行动的依据，而对于这些除了这些一句能否行得通之外再无其它标准。
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功利主义的同样也是错误的。功利主义拒绝不论其任何后果必须接受并遵循的它治（heteronomous，指外部强加的—汉译者注）道德律的一切标准。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一个行为是罪行是因为其结果危害了社会而不是因为一些人相信他们在灵魂中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称之为罪行。我们不谈论伦理学的问题。
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VI 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信念
任何研究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尝试都必须极大地考虑到人的智力差异的事实。在创造新的观念并构造复杂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和学者与根本无法掌握最简单的事情的笨拙的傻瓜之间存在许多层的差异。我们不知道智力的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不可能把它们说明为由环境、个人经历和教育的不同所造成而消解它们。毫无疑问它们的根源在于个体的内在差异。
只有少数精英有能力接受更加深奥的思想。大多数人面对更加深入的蕴涵或者有效推论的问题时根本就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掌握基本的算数命题之外的内容；数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试图使他们理解棘手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对于听到或者读到的一切都笨拙地简化和歪曲。他们篡改并错误表述命题和结论。他们把每个理论和学说都转化得适合他们的智力水平。
天主教义对于纽曼红衣主教（Cardinal Newman）和对于轻信的信众有不同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人们通常说的“人是猿的后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是广大群众以为的泛性论。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都有两个版本。一切学说都至少以两个不同的而且对立的形式被传授和接受。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学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对学说的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它对于流行的学说要给予对于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同样的关注。当然了，流行的学说偏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逻辑严密的审慎的理论。它们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但是由于社会学说的应用需要公众舆论对它们的认识，而且由于公众舆论必然采取学说的流行版本，对后者的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完整严格的学说的研究。对于历史来说，一句流行的口号有时候可能比学者们表述的观念传递更多的信息。有一些流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十分自相矛盾显然无可辩护，没有哪个严肃的思想家胆敢系统地表述它们。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信仰引发了行动，那么它就和任何其它运用于实践的学说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重要。历史学不可将其研究局限于正确的学说或者在学术著作中清晰表述的学说；它必须研究所有决定人类行动的学说。
[本文可能写于1949或者1950年，以前未发表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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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各种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
米塞斯/文彭定鼎/译
I 思想与行为
早期的历史学家几乎仅仅记述王公和武士的事迹和功勋。他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中缓慢发挥作用的变化很少或者根本不给予关注。他们对于学说、教义和心态的变化不屑一顾。即便是基督教文明的扩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件也很少被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提及。
大约一百多年前，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出现了。文化历史学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风俗习惯的变革。这些研究必然导致人们发现主宰人们行为的观念的主导作用。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主宰他们的思想的理论、学说、信念和心态的结果。人类历史中除了精神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切实的。历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主宰人类精神的思想体系的变迁。习惯和制度是精神的产物。
作为动物，人必须适应地球上他生活的那个部分的自然条件。但是他的适应是用脑子进行的。历史的地缘学说未能认识到这个决定性的论点。环境只有通过人类精神的媒介才起作用。在白人定居者发展出现代美国文明的土地上，印第安土著民甚至未能发明轮子和马车。滑雪是斯堪的纳维亚和阿尔卑斯山脉自然条件下十分有用的交通手段。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发明了滑雪，而阿尔卑斯居民没有。几百年来——不，几千年来——这些农民在漫长的冬季里被封锁在山间家中，俯视峡谷里村庄、仰视其它农民的住宅望洋兴叹。但是串门的愿望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发明精神。大约四五十年前，城镇居民给山区引进滑雪作为户外运动时，当地人对于他们眼中的这种滑稽玩具不屑一顾。很久以后他们才明白这些“玩具”是多么有用。
19世纪社会学家提出的一般环境论不比这个自然环境论更有用。每个人都受到他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环境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影响。但是这些制度和状况本身就是住在以前几代人的行为的学说的产物。它们本身需要说明，它们不能用来代替说明。泰因（Taine）用艺术家和诗人所处的环境论述艺术史是正确的。但是广义历史学就需要更加深入；它不可把环境状况默认为无法进一步说明的资料。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精神受到人们生活其中的条件的影响。我们说必须把人类思想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源泉时，我们并不想说精神是某种舍此无它的不可分割的或者某种终极的东西事物，也不想说精神不受物质宇宙的限制。我们不论述形而上学问题。我们只需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的知识状况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人如何对外部事物做出反应。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队同样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一些人崇拜偶像而另一些人宁死不拜偶像？为什么亨利四世改变了其信仰以获得对法国的统治，而他的后代香波王亨利（Henry of Chambord）拒绝与革命……人妥协，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他就会丧失王权？除了诉诸控制人的行为的观念外，人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对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解读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是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决定精神的一个要素。如果试图用人类观念的产物说明思想就陷入死循环。人们必须适应生活其中的世界地自然状况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支持马克思的幼稚粗俗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这种适应是由思想产生的。为什么非洲的黑人没有发现对付威胁其生命和健康的病菌的方法，而为什么欧洲的学者发现了战胜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法？没有唯物主义能够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
II 各种学说的社会作用
科学不能对一切事物做出完全的说明。每个知识分支都要停留于一些——至少目前，或许永远——被视为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给定事实上。这些终极事实是赋予我们的经验的，它们无法被追溯到其它事实或者原因，它们是不可说明的。我们用“电”或者“生活”这样的名字称呼它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电或者生活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水和雷电是什么。
个体性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学的终极给定。每个历史学的研究都迟早到达除了归因于个体性就无法说明事实的地步。
我们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每个个体在任何给定时刻都是他的过去的产物。出生时他就以其内生禀赋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他的所有祖先的历史、他们的命运和生活的变迁的积淀。我们称之为生物遗传或者种族特性。在人的一生中，他持续不断地受到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说明所有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他的思想。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的东西。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笛卡尔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卡篷（Al Capone）成了匪徒。我们的最后一个词是：个体性。个体性是无法说明的。（Individum est ineffabile.）
在论述学说的起源、发展、逻辑蕴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声称它们是终极事实。学说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定其历史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们逃脱因果定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于人如何创造或者生成观念和精神一无所知。只有在这个情形中我们能够称学说为终极事实。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些学说的运用有利于人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些是有害的。一些学说构建了社会合作而另一些破坏性的观念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相信破坏性学说必然由于其后果有害而丧失声誉。理智具有生物功能；它是人对生命的自然条件的适应中最有力的武器。但是相信人们在生存斗争中永远能够成功是错误的。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在适应过程中失败了，于是消亡了。一些种族和国家灭亡了，一些社会和文明解体了。大自然并没有禁止人们设想错误的观念构造有害的学说。一个学说被构造出来并且成功地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并不能证明它不是破坏性的。一个学说可能是现代的、时髦的、普遍为人接受的但却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和生存有害的。
我们必须研究学说的历史，因为只有它们给了我们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线索。
III 经验和社会学说
在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领域，我们有机会应用实验方法。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隔离各种变化条件并观察其行动。每个陈述都能够被实验征实或者证伪。
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无法诉诸实验方法，不能做实验。每个经验都是关于一大批现象的经验。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其它因素等同条件下仅仅一个因素的作用。因此，经验永远无法挣命或者证伪关于社会问题的陈述和理论。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文明的高级阶段而没有采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但是没有人愿意认可这样的陈述：经验已经证明，私有财产是文明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社会和经济的经验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事实必须用我们的理论阐释，它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说明，从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关于历史事实的意义的讨论很快就成为对先验理论的检验并且脱离经验审视这些事实。这些理论逻辑上在先，它们先于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掌握这些经验的意义。
这些理论和学说，不论正确与否，不论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生存，不仅指导人类行为，它们同时还是我们借以理解人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精神工具。离开了我们的理论和学说我们就无法观察社会事实。同一组事件根据观察者看待的观点不同而展现不同的方面。
一些非常时髦的见解严重错误判断了这些客体。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信社会事实能够以物理学确立物理事实的方式得到确立。（我们不必考虑那些到最新的发现的意义，这些发现使我们知道物理学家也承认观察的结果根据观察者观察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现在从德布洛伊、海森堡和其它当代科学家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它们认为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的观念的，社会经验在逻辑上和时间上是先于理论的。它们没有认识到，我们从事件之流（stream of events）中选择某些发生（happenings）并认为它们是确定的事实的行动必然是我们的理论认识—-或者如某些人喜欢说的，我们的学说的先入之见（doctrinal prejudices）—-决定的。我们为什么把美国的收支状况当作事实而不关注马里兰州或者波士顿市或者曼哈顿区的收支状况？我们在研究德国货币的问题时为什么考虑德国的收支状况呢？因为这么做的那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是由一个非常明确的（我必须说，也是错误的）货币理论决定的。
统计学家们如果相信他们研究的只是纯粹事实，那么他们是弄错了。当理论推理使统计学家假定在不同的数字序列中存在因果关系时，他就试图发现其中存在的关联。没有这些理论前提，他根本就不注意显然的关联，而当他掌握的理论提示这样的关联时，他很快就能证明这样的关联存在。杰文斯相信他成功地证明了经济危机和太阳黑子的关联。另一方面，从来没有统计学家把鹤的数量与出生率的关联当真。（西方传统幼儿故事里说新生婴儿是鹤送来的——汉译者注）
在现实生活中，一切事物都相互联系。历史是被纳入统一的结构的事件的连续流。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局限使我们无法通过一次认知把握事件整体。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分析它们，从隔离的小事情入手，慢慢过渡到研究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把一些变化从生活之流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们当作事实，这个行动不是现实生活的功能。它是我们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域里不存在纯粹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感知为事实的事物永远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结果。一个超人的完善智慧物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同样的事物。二十世纪的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的方式就不同于柏拉图、圣托马斯或者笛卡尔。我们的事实不同于他们的事实，一百年以后的人们的事实又不同。
社会事实是现实世界中被人类理智掌握的一个片断。构成事实的不仅仅是现实，同样也需要观察者的精神。
孤立的数字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任何孤立的事实——例如：布鲁图斯杀了凯撒——也是一样。类似的关于孤立的事实的陈述也没有深化我们的洞察，因而不能替代理论和哲学。但是每个结合不同事实的尝试——通过建立关联或者其它方法——都是我们的理论和学说的产物。在不同的学说背景下，同样的事件会得到不同的意义。同样的经验、同样的事实被持有不同理论的人们以颇为不同的方式看待。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对于（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于自由思想者和天主教徒、对于纳粹和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对于经济学家和电影制片人不是相同的。美国新政、法国沦陷、凡尔赛条约和所有其它历史事实也是一样。当然了，每个派别都坚信只有它的解释是正确的，所有其它见解都由于错误理论的偏见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学说间的斗争不能通过压制一切持异议者解决。一个使其自身的见解成为唯一合法见解的政……并且取缔一切其它见解的政……并没有改变其纲领的学说性质。即使一个学说被普遍接受、不受非议，它仍然是学说。即使没有人挑战它，它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为了增进我们在人类行动领域的知识，我们必须一方面研究人类行动学和经济学理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历史。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必需专注于对观念和学说的发展的研究。一切研究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尝试的第一步都必须是对引导指引人们造成这些变迁的观念的变迁的研究。
IV 各种学说和政治问题
政客们必须处理的问题不是大自然和自然条件给出的问题，而是对学说的信念状况提出的。
在16和17世纪有一个宗教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获得这样的观念：不同教派的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国家和平共处。为了宗教的统一而发动的战争使人们血流成河、毁坏了鲜花盛开的国度、毁灭了文明。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各个派别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毫无猜忌地合作共处。问题被解决了，它随着关于政府的任务的学说的改变而消失了。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各个语言群体在同一国家内共存的问题。它在一百年前不是问题，现在在美国也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它是中欧和东欧的严重威胁。美国人仍然难以认识到它是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熟悉使之成为问题的那些学说。
说这些引起纷争、战争和革命的巨大的政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因而轻视它们是不对的。它们和人类行为的其它问题一样真切。它们是主宰当前政治的观念和理论的完整结构的产物。它们实际地存在于由这些学说决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法子解决。它们可能有一天随着造成了它们的整个观念结构的逐渐消失而消逝。
我们必须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离开。人对生活的自然条件的适应是他对自然界的认识的产物。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可能宣称自然科学并不能解决世界之谜、回答人生根本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自然科学成功地改善了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今天地球上生活着比几百年几千年前多得多的人口，而且文明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远远超过前辈的舒适，这就是科学的用处的证明。每个成功的外科手术都在驳斥着诡辩的牢骚客的无端怀疑。
但是科学研究及其在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应用只能够在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人们通过劳动分工合作的世界上——发生。社会合作是理性和精神的产物。它可以被认为是上帝的礼物，或者是个自然现象，只要我们认识到思考的能力是人的天生才能。人们通过巧妙运用其才华创造了技术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技术技能和社会合作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是精神的产物。
我们不必回避，有一些问题自然科学无法解决。只要实验室的实验方法行得通，自然科学能够获得可以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陈述。自然科学通过试错（trial and error）前进。实验室中安排的实验得出期待的结果，机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转，这些证明了我们的物理学知识无可怀疑的正确性。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并不享有实验方法的优越条件。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这个事实，因为其中的巨大涵义五可估量，还因为它被当代认识论和经济学完全无视。促进或者破坏社会合作的理论只能通过纯粹推理被证明或者证伪。它们无法接受简单的实验的检验。
这一点完全地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学说的对立是毫无希望解决的。拉瓦锡用更加令人满意的理论取代燃素说的时候，他首先遭遇到旧观点的支持者的顽固反对。但是随着实验室实验的结果和新理论在技术实践上的应用，反对很快就消失了。休谟、李嘉图和门格尔的伟大的经济学成就就得不到类似的实验支持。它们必须经受抽象推理的检验。
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里，新的想法能够以少量资源在有限的领域实践。于是，富尔顿（Fulton）和贝尔（Bell）这样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们大多数同时代人嘲笑的计划。但是社会变革只能通过须要多数人支持的措施实现。自由贸易论者仅仅靠几个朋友的支持无法实现自由贸易，和平无法通过热爱和平的一些人士的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实现。社会学说需要公共舆论的支持才能起作用。数以百万计的乘火车旅行收听收音机的人们对铁路建造和经营、收音机原理一无所知，而社会如果要令人满意地运转，这些人就必须理解更加困难得多的社会合作的问题。于是，智力平庸的大多数、不喜欢思考的群众、迟钝于理解新的复杂观念的人们掌握决定权。他们的学说信念，不论多么粗俗幼稚，决定了事件的进程。社会的状态不是少数优秀人才主张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广大群众认为是正确的那些学说的结果。
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学说的对立是由于集团利益的冲突。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人类合作事业将是毫无希望的。如果由于个体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相互对立或者由于社会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相抵触而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持久和平和人际友好合作就永远无法形成；那么以和平为前提的文明现状就无法维系，人类注定灭亡；那么认为战争是唯一正常、自然和良好的人类交往方式的纳粹就是正确的；那么不与对手辩论而是消灭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就是正确的；那么西方文明不过就是无耻的谎言而其成就，就像松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是魔鬼的创造。
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学说的状态决定的。需要考察的是，一种从—-正确地理解的—-每个个体利益地立场看能够被认为满意的社会组织状态能否实现。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必然把今天的斗争视为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解体的序幕。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至少能够设想另一种结果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导致了争端？
不管怎么说，争端是学说的后果。即使那些相信争端是真实的必然的利益对立地不可避免的后果的人们也不否认，为了指导人的行动，这些真实的对立必须用理智理解。只有知道利益所在、怎么做才能增进利益，人才能为自身利益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一致认为，使阶级、国家和个体误解期真正利益并且信奉有害于自身福祉的学说的精神状态能够而且曾经深入人心。尽管他们一再重复说存在通过某个神秘的过程创造出适当的观念，他们却总是颂扬他们的伟人发现了这些观念，他们承认一些人的观念不适合于他们的存在，他们也相信灌输给人们适合于存在的学说需要宣传。由此可见，他们也承认引起争端的是学说而不是单纯的事态。
还有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人们由于内在品性或者环境而持有特定的世界观或者哲学。持有不同哲学的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有分歧；他们的见解永远无法调和，永远达不成一致。真相并非如此。所有人，不论分裂他们的……派路线如何，在世界上都希望得到同样的事物。他们想保护自己的和亲人的生命不受侵害，他们想增进其物质福祉。他们相互争斗并不是因为他们要达到不同的目的，而是相反，因为—-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的时候—-他们认为其它人可能得到的满足阻碍了他们自身的改善。一度有禁欲主义者，他们真诚地完全地弃绝一切世俗追求，满足于过水中之鱼的生活。我们不必关注他们，因为这些罕见的圣人当然与争取更多食物更多奢侈的奋斗无关。人们在社会学说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在世界观上并无分歧，他们的分歧之处是获得更多财富更多享乐的方法。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一切政……都向其追随者许诺更好的尘世生活。它们要求其……员们付出牺牲的根据是，这些牺牲是获得更多财富所必需的手段。它们宣称这些牺牲仅仅是暂时的，作为投资将得到丰厚回报。学说的争端是关于方法而不是终极目的的讨论。
政治争端是主张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伤害或者暴力威胁它人的学说的结果。另一方面，和平只能由和平合作胜于相互争斗的信念获得。纳粹走上了征服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他们的幸福不可或缺的。美国五十个州的人民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告诉他们和平合作比打仗更适合他们的目标。大约一百年之前，一个不同的学说占据了美国人的精神，导致了血腥的内战。
可见，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必然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的研究。人们在制定法律和宪法、组织政……和军队、签署和撕毁条约、和平共处或者发动战争或者革命的时候所做的是运用这些学说。我们生活在为学说造就的世界上，而且我们的环境由于变化着的学说的运用而持续变化。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这些学说的作用决定的。我们播种，但是我们的辛勤劳作不仅仅取决于上帝；其它人的行为对于我们的收成同等重要，而这些行动是由学说主宰的。
V 学说的适用性
从先入信仰或者个人偏好的观点评判各种学说不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我们无权用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它人的观念。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以什么为至善不是科学的义务。
我们在论述学说时只能运用一个标准。我们要问它们的实际运用能否达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必须从那些运用学说以达到某些确定的目标的人的立场考察学说的适用性。我们必须考察它们是否适用于它们致力的目标。
我们不相信还有人把“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的古老原则按字面理解。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实现正义，才能平安。他们不想用正义摧毁世界，而是相反，想捍卫世界不受破坏。但是如果有人以摧毁文明使人类倒退到尼安德特人（欧洲的原始人——译者注）的状态为其行动的终极目的，那么我们也就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学说。我们可以补充说：我们和绝大多数同胞并不疯狂，我们并不企盼毁灭而是企盼文明的进步，而且我们愿意捍卫文明抵御敌人的进攻。
判断一个学说还有第二个立场。我们可以考察它是逻辑自洽的还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个评判只是次要的，而且必须服从上面提到的适用性标准。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是错误的，仅仅因为它的运用不会达到目的。
称这种判断学说的方法为实用主义是错误的。我们关注的不是真实性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学说，也就是行动的依据，而对于这些除了这些一句能否行得通之外再无其它标准。
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功利主义的同样也是错误的。功利主义拒绝不论其任何后果必须接受并遵循的它治（heteronomous，指外部强加的—汉译者注）道德律的一切标准。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一个行为是罪行是因为其结果危害了社会而不是因为一些人相信他们在灵魂中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称之为罪行。我们不谈论伦理学的问题。
我们要强调的唯一一点是，不采取恰当的方法的人达不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VI 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信念
任何研究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尝试都必须极大地考虑到人的智力差异的事实。在创造新的观念并构造复杂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和学者与根本无法掌握最简单的事情的笨拙的傻瓜之间存在许多层的差异。我们不知道智力的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不可能把它们说明为由环境、个人经历和教育的不同所造成而消解它们。毫无疑问它们的根源在于个体的内在差异。
只有少数精英有能力接受更加深奥的思想。大多数人面对更加深入的蕴涵或者有效推论的问题时根本就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掌握基本的算数命题之外的内容；数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试图使他们理解棘手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对于听到或者读到的一切都笨拙地简化和歪曲。他们篡改并错误表述命题和结论。他们把每个理论和学说都转化得适合他们的智力水平。
天主教义对于纽曼红衣主教（Cardinal Newman）和对于轻信的信众有不同的意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人们通常说的“人是猿的后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是广大群众以为的泛性论。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都有两个版本。一切学说都至少以两个不同的而且对立的形式被传授和接受。深奥的学说和流行的学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对学说的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它对于流行的学说要给予对于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同样的关注。当然了，流行的学说偏离了学者和科学家的逻辑严密的审慎的理论。它们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但是由于社会学说的应用需要公众舆论对它们的认识，而且由于公众舆论必然采取学说的流行版本，对后者的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完整严格的学说的研究。对于历史来说，一句流行的口号有时候可能比学者们表述的观念传递更多的信息。有一些流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十分自相矛盾显然无可辩护，没有哪个严肃的思想家胆敢系统地表述它们。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信仰引发了行动，那么它就和任何其它运用于实践的学说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重要。历史学不可将其研究局限于正确的学说或者在学术著作中清晰表述的学说；它必须研究所有决定人类行动的学说。
[本文可能写于1949或者1950年，以前未发表过—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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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论平等与不平等
米塞斯：论平等与不平等July 6, 2008 – 20:30 本文点击量：321 pv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
米塞斯：论平等与不平等
米塞斯/文彭定鼎/译
I
激励了18世纪人权宣言的自然法学说并没有包含这样一个显然谬误的命题：所有人在生物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宣称所有人生而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不能被任何人造法律废除，它是不可违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限制的。只有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死敌、集权的卫道士把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诠释为来自所谓所有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平等。1789年11月3日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永不改变。但是，在恐怖政权的前夜，作为1793年6月24日宪法的前身的新的宣言宣称所有人“禀赋”（par la nature）平等。从此，这个观点，尽管与生物方面的经验显然抵触，却成为“左派思想”的学说之一。于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全书》中读到，“人类婴儿不论禀赋都像河流一样相同。” [1]
然而，人生而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一些人在健康和精力、头脑和才能、毅力和果断方面比别人强，因而比别人更加适合从事人类事务——这是一个马克思也承认的事实。他把“个人禀赋的不平等因而生产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的不平等”称为“天赋才能”，还说到“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他们就不会是不同的个体）。”[2] 用通俗心理学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些个体有能力比其它个体更好地适应生存斗争。于是我们能够——不陷入任何价值判断——从这个观点区分强者和弱者。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强者就利用其强势攫取权力奴役广大弱者群众。在身份社会（status society）中存在阶层等级。一边是占有了所有土地的主人，另一边是他们的仆从，臣民、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下等人的义务是服侍他们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旨在仅仅维护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王公及其贵族随从——的利益和地位。
这大体上就是世界各地从前——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告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在经历了几个世纪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在进行的过程中埋葬了“美好的过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前——的状况。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
请允许我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在市场中，经济权力属于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什么质量、多少数量。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如果未能以可能的最佳最廉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将被排挤出生意圈子，丧失其地位。在公司和实验室里，最敏锐的头脑正忙于把最复杂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更好的用具和装置，供那些对于制造这些东西所依赖的理论一无所知的人们使用。一个企业越大，它就越多地被迫调整其生产以迎合群众—-它的主人—-的永远变化的不可捉摸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供应大众的大批量生产。正是大众的垂青使得企业壮大。普通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至上的。他是“永远正确的”顾客。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政府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至上地位的对应物。官员们依赖投票者正如企业家和投资者依赖消费者一样。人民统治——民主——取代绝对王权和其它形式的少数人统治的历史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过程。只要市场经济被社会主义废除的地方，专制独裁就复辟。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专制被“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还是“元首领导”的别名伪装无关紧要。它永远是多数服从少数。
没有什么比称资本家和企业家为“剥削”下层人民的“统治”阶级更加彻底地误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了。我们不考虑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在任何能够想象的生产组织中会如何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争先恐后地服务于才智平庸的群众。他们全心全意地完善供应消费者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都有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很快为许多人获得。
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的不是手工劳动者们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们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们对其合理的运用。如果没有其运用所需的资本先前通过节俭而积累，技术革新将毫无用处。人类如果没有手工劳动将无法生存。然而，将人提升到动物层次之上的不是手工劳动和重复性工作，而是满足—-永远不确定的—-未来的需求的思考和预见。生产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由精神主宰的行为。这个事实不可能被“劳动”仅仅表示手工劳动的语义用法抹煞。
II
了解一个强调人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哲学与许多人的感情抵触。人们多少有些勉强地承认他们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至少在他们的专业方面—-的天赋是不平等的，而且他们在运动方面绝不是冠军的对手。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在其它人类事务和关怀方面的低下。在他们看来，那些在市场上胜过他们的人，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生意人，所拥有的势力全都是出于邪恶。他们本人呢，感谢上帝，过于诚实和善良，不会采取那些不诚实的行为手段——他们说，正是这些手段使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发财。
然而，有一类日益增多的文献公然声称普通人为低下种类：关于消费者行为和所谓的广告邪恶的书籍。[3] 当然了，作者和为这些著作喝彩的公众都不公开声称也不相信那是他们所说的事实的真正含义。
按照这些书告诉我们的，典型的美国人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家居日常生活。他或她不会购买操持家务所需的物品。出于他们内在的愚蠢，他们易于受到商人们的诡计的引诱购买没有用的或者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企业主要关注的不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物品，而是通过向他们推销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他们能够抵御“麦迪逊大道”的伎俩的话就绝不会购买这些商品——盈利。普通人的意志和智力的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弱点使得顾客的行动像“小孩子”一样。[4] 他们是推销员的手段的轻松猎物。
这些激烈的谴责之词的作者和读者都不明白，这些说法意味着，大部分国民是白痴，不能够处理自身事务，急需监护。他们对成功的生意人的嫉妒和仇恨极其深入，以至于他们没能明白他们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与“古典”社会主义文献关于无产阶级卓越性所说的一切相矛盾。这些老一辈社会主义者赋予“人民”、“劳苦大众”、“手工业工人”一切完美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小孩子”而是世界上伟大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和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建造者。
毫无疑问，一般而言，普通人在许多方面不如普通工商业人士。但是这个差别首先表现在普通人思考能力、工作能力的局限性晌，因而他无法在人类共同的生产性活动中贡献更多。大多数满足于做常规性工作的人其实无法从事任何需要些微创造性和思考能力的活动。但是他们并不迟钝得无法良好管理家务。被妻子派到超级市场“购买面包却买了一大堆自己喜欢的小吃回家”[5]的丈夫并非典型。不顾内容而仅仅由于“喜欢包装”[6]而购买的家庭主妇也不多见。
人们普遍承认普通人品味低下。因此，完全取决于大众的垂青的工商业就被迫带入市场低俗文学和艺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成就。）更加众所周知的是许多人沾染了导致不良后果的习惯。在轰轰烈烈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煽动者看来，人们的低下品味和不安全消费习惯以及我们时代的其它邪恶都是“资本”的各个分支的公共关系或者销售活动产生的—-战争是“死亡业”军火工业制造的；酒精成瘾症是巨大的“威士忌托拉斯”和啤酒酿造企业这些酒业巨头制造的。
这个哲学不仅仅建立在把消费者贬低为轻而易举受到诡计多端的小贩欺诈的毫无心计的吃奶孩子的学说之上。它还蕴涵着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即使不受商家蛊惑本来也会购买的商品的销售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而另一方面，只有对买主很少有用或者完全没用的甚至干脆有害的商品的销售才有大利润；因为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没有理由断定在市场竞争中坏商品的商家会战胜好商品的商家。据说那些狡诈的商家使用的说服广大顾客购买的巧妙手段也可以被那些提供好的有价值的商品的商家在市场上运用。但是这样的话好的和坏的上品就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没有理由断定好的商品前景悲观。如果两类商品—-好的和坏的—-都得到所谓商家手段之助，那么好的商品必然会有优势。
我们不必考虑论述消费者的所谓的愚蠢和需要权威政府的保护的大量文献所提出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所有人的平等的学说，普通人不适合于处理日常生活的普通事务的说法得到大部分流行的“左派”文献的支持。
III
人的天生的生理和心理平等的学说逻辑上把人的差别解释为由后天影响造成的。它尤其强调教育所起的作用。据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高等教育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子弟能够享受的特权。人们需要做的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学、每个人都得到教育。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启动了使每个孩子都受到教育的高尚的实验。所有年青人6岁到18岁都要上学，而且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要上大学。随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与教育不良的多数人之间的思想和社会差异就会消失。教育将不再是特权；它将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统计表明这个纲领得到了实施。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成倍增长。如果当前的趋势再持续几年，改革的目标就会完全达到；每个美国人都将高中毕业。
但是这个计划的成功仅仅是表面上的。只是由于一个保留了“中学”名义但却完全破坏了其学术和科学价值的政策，这个成功才可能发生。过去的中学仅仅向那些至少掌握了一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学科的特定的起码知识的学生发放文凭。它在低年级就淘汰了那些没有能力和禀赋达到这些要求的人。但是在新的中学制度下，选择希望学习的课目的机会被愚蠢的或者懒惰的学生们大大滥用了。不仅初级代数、几何、物理、历史和外语这样的基础课目被大多数中学生逃避，而且每年都有不会阅读和拼写英文的孩子获得中学文凭。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实是：一些大学发现有必要提供特殊课程改进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关于中学课程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清楚地证明了只有少量十几岁的孩子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能够从学校教育中受益。对于其它中学生来说，花在课堂上的时间根本就是浪费了的。如果人们降低中学和学院的学术标准以使占学生大多数的不那么有才华的不那么勤恳的青年能够得到文凭，那么受到伤害的只是那些有能力从教学中受益的少数。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教育的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智力禀赋中存在着任何教育都无法消除的天生差异。
IV
尽管有不可辩驳的相反的证明，但是人们仍然拼命地但却毫无希望地试图挽救所有人天生平等的命题，这是出于关于人民政府和多数人统治的错误的无法论证的学说。
这个学说试图求助于所谓的所有人的天然平等论证人民政府的合理性。由于所有人都平等，每个个体都具备启示并刺激了人类思想史、艺术史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那些才华。只是不利的后天影响阻碍了无产阶级达到最伟大的人物的杰出和功绩。于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说，[7] 一旦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位于社会主义，“普通人将会达到亚里斯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人民之声就是上帝之声，它永远正确。如果出现分歧，人们当然必须认为某些人错了。人们难以避免推断少数比多数更可能犯错误。多数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多数，因而是由“未来的浪潮”孕育的。
这个学说的支持者必定认为对群众的智力和道德的优越性的怀疑都是企图用专制取代代议制政府。
然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严重诋毁曼彻斯特分子和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与人的天然平等和多数的超人智慧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论据建立在休谟极其清晰地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权的总是少数，服从他们命令的永远是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政体都是少数人的统治，只有在被统治者相信忠诚于当权者比让其它采取不同行政方式的人们取代他们更好的时候，这个统治才得以延续。如果这个信念消失了，被统治的多数就会奋起反抗，用暴力方式更换不受欢迎的当权者和制度。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的行业结构在一个多数人贯彻其意志的唯一方式是革命的事态中是无法维系的。代议制政府的目的就是避免对和平的这类暴利扰乱及其对道德、文化和物质福祉的有害后果。人民通知，也就是当选代表的统治，使得和平变革成为可能。它以公共舆论和人们处事的原则为基础。多数统治是为那些相信自由不是从对生物学事实的站不住脚的歪曲中得出的形而上学原理，而是确保人类文明活动的不间断的和平发展的手段的人服务的。
V
所有人天生的生物性平等的学说在19世纪产生了一个关于“人民”的半宗教的神秘主义，最终把这个学说转化为“普通人”的优越性的教条。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但是上层阶级的人们不幸由于权力的诱惑和沉溺他们独享的奢侈被腐蚀了。人类遭受的苦难都是由这些卑鄙的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旦这些苦难制造者被剥夺，普通人内在的高尚就将控制人类事务。生活在一个人民的无限善良和天才的世界上是令人神往的。每个人的从未梦想过的幸福即将降临人类。
对于俄国社会……革命家来说，这个秘密是俄国东正教的献身行为的替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最危险的对手的狂热幻想感到不安。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8]的幸福状态的描述更加乐观。在消灭了社会……革命者以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这个关于普通人的歪理邪说作为其……的极少数领导人的无限专制的意识形态伪装。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随便什么其它的同义词）与 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经济自由）的区别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体是至高的，并且通过他们的购买或者拒绝购买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事情是由政府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是主人，供应商寻求消费者的庇护，在销售之后对消费者说“谢谢”、“欢迎再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们”得到“老大哥”分配的东西并对之感恩戴德。在资本主义西方，平均生活水平大大地高于共产主义东方。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多的人们—-其中包括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却向往所谓政府控制的福音。
对这些人说明普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处境怎样是徒劳的。群众的智力低下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他们致力于消灭他们本人在其中居于至高地位并且得到最有才华的精英人士的服务的制度，他们渴望回到精英人士欺压他们的制度。
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表明……主义信念的胜利进展的不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这些国家从未超越原始野蛮的阶段，它们的文明许多世纪前就停滞了—-的传播。正是在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大突破。每个缩减经济组织的所谓“私人成分”的举措都被认为是高度有益的、是进步，因而—-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只是遭到短暂的缩手缩脚扭扭捏捏的反对。我们正“前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大路上。
VI
18和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乐观看法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杰出的诚实的少数人总是能够通过说服引导大多数下层人民走上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他们相信精英们总是能够阻止群众追随形形色色的煽动者并采取导致灾难的政策。我们暂且不追究这些乐观论者的错误是由于高估了精英还是高估了群众或者两者兼有。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我们当代的绝大多数人正疯狂地信仰最终旨在取消那个驱使最智慧的公民着以最佳方式服务群众的社会秩序的政策。群众――包括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热情地提倡一个他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客户而是万能当局的监护对象的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贴上“个人按需分配”的标签而其政治和社会产物――自封的当权者的无限专制――被贴上“人民民主”的标签向普通人兜售，但这些标签一文不名。
过去，社会主义者及其同伙各式各样观点的干预主义者仍然遭到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工商人士的反对。但是甚至这些对市场经济的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捍卫也几乎消失殆尽。美国势利眼和“教养”的大本营，时尚的、得到慷慨捐赠的大学和富裕的基金会，是“社会”激进论的当代温床。百万富翁，而不是“无产阶级”，是新政和它所派生的“进步”政策的最有效的教唆者。众所周知，俄国独裁者第一次访问美国时银行家和大公司总裁们比其它美国人更加真挚地欢迎他。
这些“进步”工商业人士的论据大体上是这样的：“我在我的行业中的杰出地位归功于我本人的高效和勤勉。我的天赋、我汲取经营大企业所需的知识的热情、我的勤奋使我升至巅峰。这些个人品质能够确保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获得领导职位。作为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头头，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能获得令人羡慕的位置。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的日常工作会轻松得多。我不必再害怕竞争者在市场上提供更好更廉价的东西而超过我。我不必再被迫迎合神秘莫测不可理喻的消费者愿望。我将给他们我—-专家—-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东西。我愿意用闹哄哄的损害神经的企业经营换取公务员的崇高平稳的工作。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风格应当像过去的王公贵族那样说一不二，而不是像受到溃疡侵扰的（指疲劳又焦虑—汉译者注）现代公司主管。让哲学家去操心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或者没有根据的缺陷吧。我从我个人的立场看不出反对它的理由。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来访的苏联官员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当然了，这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欺不比各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白日梦更有意义。
VII
考虑到今天的意识形态趋势，人们被迫预计在几十年里，甚至在不祥的1984年之前，每个国家都会采取社会主义制度。普通人将不再承担指导自己的生活进程的乏味任务。当局将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当局将给他提供食物和住所、教育和娱乐。但是，首先当局将免除他运用自己的大脑的必要。每个人将“按需”得到分配。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将有当局决定。就像某个更早的时期一样，超人将不再服务群众，而是主宰和统治他们。
然而，这个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的潮流正在走向那个局面。但是潮流能够改变，它们也一直在改变。通向社会主义的潮流也可能被另一个潮流取代。完成这样的改变就是这一代人的任务。
[本文重印自《现代》（Modern Age ）1961年春季号—编者注]
[1] Horace Kallen, “Behavi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498.
[2]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例如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编者注]
[4]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 90-97.
[5] 同上p. 95.
[6] 同上p. 93.
[7]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trunsky, trans. (London: Gero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 256.
[8]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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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
米塞斯：论平等与不平等
米塞斯/文彭定鼎/译
I
激励了18世纪人权宣言的自然法学说并没有包含这样一个显然谬误的命题：所有人在生物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宣称所有人生而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不能被任何人造法律废除，它是不可违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限制的。只有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死敌、集权的卫道士把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诠释为来自所谓所有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平等。1789年11月3日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永不改变。但是，在恐怖政权的前夜，作为1793年6月24日宪法的前身的新的宣言宣称所有人“禀赋”（par la nature）平等。从此，这个观点，尽管与生物方面的经验显然抵触，却成为“左派思想”的学说之一。于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全书》中读到，“人类婴儿不论禀赋都像河流一样相同。” [1]
然而，人生而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一些人在健康和精力、头脑和才能、毅力和果断方面比别人强，因而比别人更加适合从事人类事务——这是一个马克思也承认的事实。他把“个人禀赋的不平等因而生产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的不平等”称为“天赋才能”，还说到“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他们就不会是不同的个体）。”[2] 用通俗心理学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些个体有能力比其它个体更好地适应生存斗争。于是我们能够——不陷入任何价值判断——从这个观点区分强者和弱者。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强者就利用其强势攫取权力奴役广大弱者群众。在身份社会（status society）中存在阶层等级。一边是占有了所有土地的主人，另一边是他们的仆从，臣民、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下等人的义务是服侍他们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旨在仅仅维护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王公及其贵族随从——的利益和地位。
这大体上就是世界各地从前——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告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在经历了几个世纪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在进行的过程中埋葬了“美好的过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前——的状况。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
请允许我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在市场中，经济权力属于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什么质量、多少数量。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如果未能以可能的最佳最廉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将被排挤出生意圈子，丧失其地位。在公司和实验室里，最敏锐的头脑正忙于把最复杂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更好的用具和装置，供那些对于制造这些东西所依赖的理论一无所知的人们使用。一个企业越大，它就越多地被迫调整其生产以迎合群众—-它的主人—-的永远变化的不可捉摸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供应大众的大批量生产。正是大众的垂青使得企业壮大。普通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至上的。他是“永远正确的”顾客。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政府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至上地位的对应物。官员们依赖投票者正如企业家和投资者依赖消费者一样。人民统治——民主——取代绝对王权和其它形式的少数人统治的历史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过程。只要市场经济被社会主义废除的地方，专制独裁就复辟。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专制被“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还是“元首领导”的别名伪装无关紧要。它永远是多数服从少数。
没有什么比称资本家和企业家为“剥削”下层人民的“统治”阶级更加彻底地误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了。我们不考虑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在任何能够想象的生产组织中会如何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争先恐后地服务于才智平庸的群众。他们全心全意地完善供应消费者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都有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很快为许多人获得。
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的不是手工劳动者们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们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们对其合理的运用。如果没有其运用所需的资本先前通过节俭而积累，技术革新将毫无用处。人类如果没有手工劳动将无法生存。然而，将人提升到动物层次之上的不是手工劳动和重复性工作，而是满足—-永远不确定的—-未来的需求的思考和预见。生产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由精神主宰的行为。这个事实不可能被“劳动”仅仅表示手工劳动的语义用法抹煞。
II
了解一个强调人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哲学与许多人的感情抵触。人们多少有些勉强地承认他们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至少在他们的专业方面—-的天赋是不平等的，而且他们在运动方面绝不是冠军的对手。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在其它人类事务和关怀方面的低下。在他们看来，那些在市场上胜过他们的人，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生意人，所拥有的势力全都是出于邪恶。他们本人呢，感谢上帝，过于诚实和善良，不会采取那些不诚实的行为手段——他们说，正是这些手段使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发财。
然而，有一类日益增多的文献公然声称普通人为低下种类：关于消费者行为和所谓的广告邪恶的书籍。[3] 当然了，作者和为这些著作喝彩的公众都不公开声称也不相信那是他们所说的事实的真正含义。
按照这些书告诉我们的，典型的美国人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家居日常生活。他或她不会购买操持家务所需的物品。出于他们内在的愚蠢，他们易于受到商人们的诡计的引诱购买没有用的或者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企业主要关注的不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物品，而是通过向他们推销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他们能够抵御“麦迪逊大道”的伎俩的话就绝不会购买这些商品——盈利。普通人的意志和智力的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弱点使得顾客的行动像“小孩子”一样。[4] 他们是推销员的手段的轻松猎物。
这些激烈的谴责之词的作者和读者都不明白，这些说法意味着，大部分国民是白痴，不能够处理自身事务，急需监护。他们对成功的生意人的嫉妒和仇恨极其深入，以至于他们没能明白他们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与“古典”社会主义文献关于无产阶级卓越性所说的一切相矛盾。这些老一辈社会主义者赋予“人民”、“劳苦大众”、“手工业工人”一切完美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小孩子”而是世界上伟大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和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建造者。
毫无疑问，一般而言，普通人在许多方面不如普通工商业人士。但是这个差别首先表现在普通人思考能力、工作能力的局限性晌，因而他无法在人类共同的生产性活动中贡献更多。大多数满足于做常规性工作的人其实无法从事任何需要些微创造性和思考能力的活动。但是他们并不迟钝得无法良好管理家务。被妻子派到超级市场“购买面包却买了一大堆自己喜欢的小吃回家”[5]的丈夫并非典型。不顾内容而仅仅由于“喜欢包装”[6]而购买的家庭主妇也不多见。
人们普遍承认普通人品味低下。因此，完全取决于大众的垂青的工商业就被迫带入市场低俗文学和艺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成就。）更加众所周知的是许多人沾染了导致不良后果的习惯。在轰轰烈烈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煽动者看来，人们的低下品味和不安全消费习惯以及我们时代的其它邪恶都是“资本”的各个分支的公共关系或者销售活动产生的—-战争是“死亡业”军火工业制造的；酒精成瘾症是巨大的“威士忌托拉斯”和啤酒酿造企业这些酒业巨头制造的。
这个哲学不仅仅建立在把消费者贬低为轻而易举受到诡计多端的小贩欺诈的毫无心计的吃奶孩子的学说之上。它还蕴涵着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即使不受商家蛊惑本来也会购买的商品的销售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而另一方面，只有对买主很少有用或者完全没用的甚至干脆有害的商品的销售才有大利润；因为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没有理由断定在市场竞争中坏商品的商家会战胜好商品的商家。据说那些狡诈的商家使用的说服广大顾客购买的巧妙手段也可以被那些提供好的有价值的商品的商家在市场上运用。但是这样的话好的和坏的上品就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没有理由断定好的商品前景悲观。如果两类商品—-好的和坏的—-都得到所谓商家手段之助，那么好的商品必然会有优势。
我们不必考虑论述消费者的所谓的愚蠢和需要权威政府的保护的大量文献所提出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所有人的平等的学说，普通人不适合于处理日常生活的普通事务的说法得到大部分流行的“左派”文献的支持。
III
人的天生的生理和心理平等的学说逻辑上把人的差别解释为由后天影响造成的。它尤其强调教育所起的作用。据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高等教育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子弟能够享受的特权。人们需要做的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学、每个人都得到教育。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启动了使每个孩子都受到教育的高尚的实验。所有年青人6岁到18岁都要上学，而且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要上大学。随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与教育不良的多数人之间的思想和社会差异就会消失。教育将不再是特权；它将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统计表明这个纲领得到了实施。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成倍增长。如果当前的趋势再持续几年，改革的目标就会完全达到；每个美国人都将高中毕业。
但是这个计划的成功仅仅是表面上的。只是由于一个保留了“中学”名义但却完全破坏了其学术和科学价值的政策，这个成功才可能发生。过去的中学仅仅向那些至少掌握了一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学科的特定的起码知识的学生发放文凭。它在低年级就淘汰了那些没有能力和禀赋达到这些要求的人。但是在新的中学制度下，选择希望学习的课目的机会被愚蠢的或者懒惰的学生们大大滥用了。不仅初级代数、几何、物理、历史和外语这样的基础课目被大多数中学生逃避，而且每年都有不会阅读和拼写英文的孩子获得中学文凭。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实是：一些大学发现有必要提供特殊课程改进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关于中学课程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清楚地证明了只有少量十几岁的孩子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能够从学校教育中受益。对于其它中学生来说，花在课堂上的时间根本就是浪费了的。如果人们降低中学和学院的学术标准以使占学生大多数的不那么有才华的不那么勤恳的青年能够得到文凭，那么受到伤害的只是那些有能力从教学中受益的少数。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教育的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智力禀赋中存在着任何教育都无法消除的天生差异。
IV
尽管有不可辩驳的相反的证明，但是人们仍然拼命地但却毫无希望地试图挽救所有人天生平等的命题，这是出于关于人民政府和多数人统治的错误的无法论证的学说。
这个学说试图求助于所谓的所有人的天然平等论证人民政府的合理性。由于所有人都平等，每个个体都具备启示并刺激了人类思想史、艺术史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那些才华。只是不利的后天影响阻碍了无产阶级达到最伟大的人物的杰出和功绩。于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说，[7] 一旦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位于社会主义，“普通人将会达到亚里斯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人民之声就是上帝之声，它永远正确。如果出现分歧，人们当然必须认为某些人错了。人们难以避免推断少数比多数更可能犯错误。多数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多数，因而是由“未来的浪潮”孕育的。
这个学说的支持者必定认为对群众的智力和道德的优越性的怀疑都是企图用专制取代代议制政府。
然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严重诋毁曼彻斯特分子和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与人的天然平等和多数的超人智慧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论据建立在休谟极其清晰地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权的总是少数，服从他们命令的永远是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政体都是少数人的统治，只有在被统治者相信忠诚于当权者比让其它采取不同行政方式的人们取代他们更好的时候，这个统治才得以延续。如果这个信念消失了，被统治的多数就会奋起反抗，用暴力方式更换不受欢迎的当权者和制度。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的行业结构在一个多数人贯彻其意志的唯一方式是革命的事态中是无法维系的。代议制政府的目的就是避免对和平的这类暴利扰乱及其对道德、文化和物质福祉的有害后果。人民通知，也就是当选代表的统治，使得和平变革成为可能。它以公共舆论和人们处事的原则为基础。多数统治是为那些相信自由不是从对生物学事实的站不住脚的歪曲中得出的形而上学原理，而是确保人类文明活动的不间断的和平发展的手段的人服务的。
V
所有人天生的生物性平等的学说在19世纪产生了一个关于“人民”的半宗教的神秘主义，最终把这个学说转化为“普通人”的优越性的教条。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但是上层阶级的人们不幸由于权力的诱惑和沉溺他们独享的奢侈被腐蚀了。人类遭受的苦难都是由这些卑鄙的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旦这些苦难制造者被剥夺，普通人内在的高尚就将控制人类事务。生活在一个人民的无限善良和天才的世界上是令人神往的。每个人的从未梦想过的幸福即将降临人类。
对于俄国社会……革命家来说，这个秘密是俄国东正教的献身行为的替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最危险的对手的狂热幻想感到不安。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8]的幸福状态的描述更加乐观。在消灭了社会……革命者以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这个关于普通人的歪理邪说作为其……的极少数领导人的无限专制的意识形态伪装。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随便什么其它的同义词）与 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经济自由）的区别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体是至高的，并且通过他们的购买或者拒绝购买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事情是由政府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是主人，供应商寻求消费者的庇护，在销售之后对消费者说“谢谢”、“欢迎再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们”得到“老大哥”分配的东西并对之感恩戴德。在资本主义西方，平均生活水平大大地高于共产主义东方。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多的人们—-其中包括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却向往所谓政府控制的福音。
对这些人说明普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处境怎样是徒劳的。群众的智力低下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他们致力于消灭他们本人在其中居于至高地位并且得到最有才华的精英人士的服务的制度，他们渴望回到精英人士欺压他们的制度。
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表明……主义信念的胜利进展的不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这些国家从未超越原始野蛮的阶段，它们的文明许多世纪前就停滞了—-的传播。正是在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大突破。每个缩减经济组织的所谓“私人成分”的举措都被认为是高度有益的、是进步，因而—-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只是遭到短暂的缩手缩脚扭扭捏捏的反对。我们正“前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大路上。
VI
18和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乐观看法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杰出的诚实的少数人总是能够通过说服引导大多数下层人民走上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他们相信精英们总是能够阻止群众追随形形色色的煽动者并采取导致灾难的政策。我们暂且不追究这些乐观论者的错误是由于高估了精英还是高估了群众或者两者兼有。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我们当代的绝大多数人正疯狂地信仰最终旨在取消那个驱使最智慧的公民着以最佳方式服务群众的社会秩序的政策。群众――包括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热情地提倡一个他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客户而是万能当局的监护对象的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贴上“个人按需分配”的标签而其政治和社会产物――自封的当权者的无限专制――被贴上“人民民主”的标签向普通人兜售，但这些标签一文不名。
过去，社会主义者及其同伙各式各样观点的干预主义者仍然遭到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工商人士的反对。但是甚至这些对市场经济的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捍卫也几乎消失殆尽。美国势利眼和“教养”的大本营，时尚的、得到慷慨捐赠的大学和富裕的基金会，是“社会”激进论的当代温床。百万富翁，而不是“无产阶级”，是新政和它所派生的“进步”政策的最有效的教唆者。众所周知，俄国独裁者第一次访问美国时银行家和大公司总裁们比其它美国人更加真挚地欢迎他。
这些“进步”工商业人士的论据大体上是这样的：“我在我的行业中的杰出地位归功于我本人的高效和勤勉。我的天赋、我汲取经营大企业所需的知识的热情、我的勤奋使我升至巅峰。这些个人品质能够确保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获得领导职位。作为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头头，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能获得令人羡慕的位置。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的日常工作会轻松得多。我不必再害怕竞争者在市场上提供更好更廉价的东西而超过我。我不必再被迫迎合神秘莫测不可理喻的消费者愿望。我将给他们我—-专家—-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东西。我愿意用闹哄哄的损害神经的企业经营换取公务员的崇高平稳的工作。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风格应当像过去的王公贵族那样说一不二，而不是像受到溃疡侵扰的（指疲劳又焦虑—汉译者注）现代公司主管。让哲学家去操心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或者没有根据的缺陷吧。我从我个人的立场看不出反对它的理由。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来访的苏联官员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当然了，这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欺不比各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白日梦更有意义。
VII
考虑到今天的意识形态趋势，人们被迫预计在几十年里，甚至在不祥的1984年之前，每个国家都会采取社会主义制度。普通人将不再承担指导自己的生活进程的乏味任务。当局将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当局将给他提供食物和住所、教育和娱乐。但是，首先当局将免除他运用自己的大脑的必要。每个人将“按需”得到分配。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将有当局决定。就像某个更早的时期一样，超人将不再服务群众，而是主宰和统治他们。
然而，这个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的潮流正在走向那个局面。但是潮流能够改变，它们也一直在改变。通向社会主义的潮流也可能被另一个潮流取代。完成这样的改变就是这一代人的任务。
[本文重印自《现代》（Modern Age ）1961年春季号—编者注]
[1] Horace Kallen, “Behavi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498.
[2]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例如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编者注]
[4]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 90-97.
[5] 同上p. 95.
[6] 同上p. 93.
[7]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trunsky, trans. (London: Gero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 256.
[8]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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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给孩子的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洛克菲勒给孩子的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作者:洛克菲勒 2008-11-20 08:17:04 发表评论 [0] 推荐本文 正体
智慧之书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Both within and without，a little of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dignity of life and death.）March17，1911。亲爱的约翰：我已经注意到那条指责我吝啬，说我捐款不够多的新闻了，这没什么。我被那些不明就里的记者骂得够多了，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无知与苛刻。我回应他们的方式只有一个：保持沉默、不加辩解，而无论他们如何口诛笔伐。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坚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每个人都需要走自己的路，重要的是要问心无愧。有一个故事或许能够解释，我很少理会那些乞求我出钱来解决他们个人问题的理由，更能解释让我出钱比让我赚钱更令我紧张的原因。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家农户，圈养了几头猪。一天，主人忘记关圈门，便给了那几头猪逃跑的机会。经过几代以后，这些猪变得越来越凶悍以至开始威胁经过那里的行人。几位经验丰富的猎人闻听此事，很想为民除害捕获它们。但是，这些猪却很狡猾，从不上当。约翰，当猪开始独立的时候，都会变得强悍和聪明了。有一天，一个老人赶着一头拖着两轮车的驴子，车上拉着许多木材和粮食，走进了”野猪”出没的村庄。当地居民很好奇，就走向前问那个老人：”你从那里来，要干什么去呀？”老人告诉他们：”我来帮助你们抓野猪呵！”众乡民一听就嘲笑他：”别逗了，连好猎人都做不到的事你怎么可能做到。”但是，两个月以后，老人回来告诉那个村子的村民，野猪已被他关在山顶上的围栏里了。村民们再次惊讶，追问那个老人：”是吗？真不可思议，你是怎么抓住它们的？”老人解释说：”首先，就是去找野猪经常出来吃东西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空地中间放一些粮食作陷阱的诱饵。那些猪起初吓了一跳，最后还是好奇地跑过来，闻粮食的味道。很快一头老野猪吃了了第一口，其他野猪也跟着吃起来。这时我知道，我肯定能抓到它们了。”第二天，我又多加了一点粮食，并在几尺远的地方树起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像幽灵般暂时吓退了它们，但是那白吃的午餐很有诱惑力，所以不久他们又跑回来继续大吃起来。当时野猪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是我的了。此后我要做的只是每天在粮食周围多树起几块木板，直到我的陷阱完成为止。”然后，我挖了一个坑立起了第一根角桩。每次我加进一些东西，它们就会远离一些时间，但最后都会再来吃免费的午餐。围栏造好了，陷阱的门也准备好了，而不劳而获的习惯使它们毫无顾虑的走进围栏。这时我就出其不意地收起陷阱，那些白吃午餐的猪就被我轻而易举地抓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一只动物要靠人类供给食物时，它的机智就会被取走，接着它就麻烦了。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人类，如果你想使一个人残废，只要给他一对拐杖再等上几个月就能达到目的；换名话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你给一个人免费的午餐，他就会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别忘了，每个人在娘胎里就开始有被”照顾 “的需求了。是的，我一直鼓励你要帮助别人，但是就像我经常告诉你的那样，如果你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只能供养他一天，但是你教他捕鱼的本领，就等于供养他一生。这个关于捕鱼的老话很有意义。在我看来，资助金钱是一种错误的帮助，它会使一个人失去节俭、勤奋的动力，而变得懒惰、不思进取、没有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当你施舍一个人时，你就否定了他尊严，你否定了他的尊严，你就抢走了他的命运，这在我看来是极不道德的。作为富人，我有责任成为造福于人类的使者，却不能成为制造懒汉的始作俑者。任何一个人一旦养成习惯，不管是好或坏，习惯就一直占有了他。白吃午餐的习惯不会使! 一个人步向坦途，只能使他失去赢的机会。而勤奋工作却是惟一可靠的出路，工作是我们享受成功所付的代价，财富与幸福要靠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聪明的老国王，想编写一本智慧录，以飨后世子孙。一天，老国王将他聪明的臣子召集来，说：”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我要你们编写一本各个时代的智慧录，去照亮子孙的前程。”这此聪明人领命离去后，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完成了一本堂堂十二卷的巨作，并骄傲的宣称：”陛下，这是各个时代的智慧录。”老国王看了看，说：”各位先生，我确信这是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但是，它太厚了，我但心人们读它会不得要领。把它浓缩一下吧！”这些聪明人费去很多时间，几经删减，完成了一卷书。但是，老国王还是认为太长了，又命令他们再次浓缩。……这些聪明人把一本书浓缩为一章，然后减为一页，再变为一段，最后则变成一句话。聪明的老国王看到这句话时，显得很得意。”各位先生，”他说：”这真是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而且各地的人一旦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句话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智慧之书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人们知道出人头地，要以努力工作为代价，大部分人就会有所成就，同时也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白吃午餐的人，迟早会连本带利付出代价。一个人活着，必须在自身与外界创造足以使生命和死亡有点尊严的东西。爱你的父亲－－原载：《中国经济学人》，2008-11-03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333.html
智慧之书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Both within and without，a little of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dignity of life and death.）March17，1911。亲爱的约翰：我已经注意到那条指责我吝啬，说我捐款不够多的新闻了，这没什么。我被那些不明就里的记者骂得够多了，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无知与苛刻。我回应他们的方式只有一个：保持沉默、不加辩解，而无论他们如何口诛笔伐。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想法，我坚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每个人都需要走自己的路，重要的是要问心无愧。有一个故事或许能够解释，我很少理会那些乞求我出钱来解决他们个人问题的理由，更能解释让我出钱比让我赚钱更令我紧张的原因。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家农户，圈养了几头猪。一天，主人忘记关圈门，便给了那几头猪逃跑的机会。经过几代以后，这些猪变得越来越凶悍以至开始威胁经过那里的行人。几位经验丰富的猎人闻听此事，很想为民除害捕获它们。但是，这些猪却很狡猾，从不上当。约翰，当猪开始独立的时候，都会变得强悍和聪明了。有一天，一个老人赶着一头拖着两轮车的驴子，车上拉着许多木材和粮食，走进了”野猪”出没的村庄。当地居民很好奇，就走向前问那个老人：”你从那里来，要干什么去呀？”老人告诉他们：”我来帮助你们抓野猪呵！”众乡民一听就嘲笑他：”别逗了，连好猎人都做不到的事你怎么可能做到。”但是，两个月以后，老人回来告诉那个村子的村民，野猪已被他关在山顶上的围栏里了。村民们再次惊讶，追问那个老人：”是吗？真不可思议，你是怎么抓住它们的？”老人解释说：”首先，就是去找野猪经常出来吃东西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空地中间放一些粮食作陷阱的诱饵。那些猪起初吓了一跳，最后还是好奇地跑过来，闻粮食的味道。很快一头老野猪吃了了第一口，其他野猪也跟着吃起来。这时我知道，我肯定能抓到它们了。”第二天，我又多加了一点粮食，并在几尺远的地方树起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像幽灵般暂时吓退了它们，但是那白吃的午餐很有诱惑力，所以不久他们又跑回来继续大吃起来。当时野猪并不知道它们已经是我的了。此后我要做的只是每天在粮食周围多树起几块木板，直到我的陷阱完成为止。”然后，我挖了一个坑立起了第一根角桩。每次我加进一些东西，它们就会远离一些时间，但最后都会再来吃免费的午餐。围栏造好了，陷阱的门也准备好了，而不劳而获的习惯使它们毫无顾虑的走进围栏。这时我就出其不意地收起陷阱，那些白吃午餐的猪就被我轻而易举地抓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很简单，一只动物要靠人类供给食物时，它的机智就会被取走，接着它就麻烦了。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人类，如果你想使一个人残废，只要给他一对拐杖再等上几个月就能达到目的；换名话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你给一个人免费的午餐，他就会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别忘了，每个人在娘胎里就开始有被”照顾 “的需求了。是的，我一直鼓励你要帮助别人，但是就像我经常告诉你的那样，如果你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只能供养他一天，但是你教他捕鱼的本领，就等于供养他一生。这个关于捕鱼的老话很有意义。在我看来，资助金钱是一种错误的帮助，它会使一个人失去节俭、勤奋的动力，而变得懒惰、不思进取、没有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当你施舍一个人时，你就否定了他尊严，你否定了他的尊严，你就抢走了他的命运，这在我看来是极不道德的。作为富人，我有责任成为造福于人类的使者，却不能成为制造懒汉的始作俑者。任何一个人一旦养成习惯，不管是好或坏，习惯就一直占有了他。白吃午餐的习惯不会使! 一个人步向坦途，只能使他失去赢的机会。而勤奋工作却是惟一可靠的出路，工作是我们享受成功所付的代价，财富与幸福要靠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聪明的老国王，想编写一本智慧录，以飨后世子孙。一天，老国王将他聪明的臣子召集来，说：”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我要你们编写一本各个时代的智慧录，去照亮子孙的前程。”这此聪明人领命离去后，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完成了一本堂堂十二卷的巨作，并骄傲的宣称：”陛下，这是各个时代的智慧录。”老国王看了看，说：”各位先生，我确信这是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但是，它太厚了，我但心人们读它会不得要领。把它浓缩一下吧！”这些聪明人费去很多时间，几经删减，完成了一卷书。但是，老国王还是认为太长了，又命令他们再次浓缩。……这些聪明人把一本书浓缩为一章，然后减为一页，再变为一段，最后则变成一句话。聪明的老国王看到这句话时，显得很得意。”各位先生，”他说：”这真是各个时代的智慧结晶，而且各地的人一旦知道这个真理，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句话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智慧之书的第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人们知道出人头地，要以努力工作为代价，大部分人就会有所成就，同时也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而白吃午餐的人，迟早会连本带利付出代价。一个人活着，必须在自身与外界创造足以使生命和死亡有点尊严的东西。爱你的父亲－－原载：《中国经济学人》，2008-11-03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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